【2022年卡塞爾文件展現場評論】documenta 15：一場失敗的「去中心化」策展實驗

德國卡塞爾的 documenta（文獻展／文件展）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當代藝術展之一，五年一屆。展覽往往破格前衛，過往許多屆都引起熱議，今屆本來有不少議題可以討論，結果大部分討論都是關於反猶。

爭議首先來自參展團體 The Question of Funding。這個巴勒斯坦團體（collective）主要關注以巴矛盾下藝術家的財政困難。一個德國組織撰文質疑他們支持巴勒斯坦的 BDS 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即呼籲國際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二戰至今雖已大半世紀，但在德國，猶太人仍是敏感議題，BDS 運動亦曾在當地政壇引起巨大爭議。由德國政府支持的 documenta 邀請支持 BDS 的藝術家參展，可圈可點，議論隨即爆炸。

論戰正酣，又有更多參展人被翻出曾發聲反以色列，也有人提出，今年 documenta 竟無任何以色列藝術家參與。主辦方本打算舉辦論壇，探討反猶（anti-Semitism）與恐伊（又稱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問題，然而隨着輿論白熱化，論壇被迫取消。展覽開幕前數天，The Question of Funding 的展場被塗鴉破壞，又令事件火上加油。你知道，通常藝術活動邀請高官講話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東西，但在今次documenta，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卻在致辭時直指藝術自由「有其限制」。由此可見事件鬧得何其大。

而最致命的一擊還未出現。

芸芸展品中，包括印尼藝術團體 Taring Padi 創作的《 People’s Justice》。那是一幅長六十呎的巨幅作品，於 20 年前已繪成，首度亮相於澳洲阿德萊德一個藝術節。根據藝術家本人說法，作品主旨是前印尼總統蘇哈托（Suharto, 1921-2008）的獨裁統治。然而，就在畫作繪畫的數十上百人像中，有觀眾發現一些被指反猶的元素，包括將以色列情報及特別行動局（Mossad）士兵繪成人臉豬鼻，以及將一個猶太人打扮的人物，畫得像隻惡魔。

此後輿論就幾乎一面倒批評 documenta。過往支持藝術家的《 Monopol 》雜誌總編輯 Elke Buhr轉軚。「（這件作品）踩過了界⋯⋯documenta 15 的立場因而被削弱。」documenta總監Sabine Schormann與藝術家也發聲明致歉，先決定將作品遮蓋，並在繼續捱轟下，終於同意整幅拆除。

多次強調藝術自由的德國文化部長Claudia Roth也在Twitter發言要求移除作品。「移除這幅壁畫只是第一步。我們還要繼續跟進：我們必須追問，首先這幅含有反猶元素的壁畫，為何會在這裏展出？」

問題的答案，與今屆documenta的獨特策展方式分不開。

 參展藝術家多至近 1,500 人

今年documenta策展單位是來自印尼的ruangrupa。這是 documenta 創辦67年以來首次有策展單位來自亞洲，也是首次由「藝術團體」（而非專業策展人）負責策展。

在印尼，ruangrupa以打破固有制度的創作方式聞名，但他們不是國際藝術展的常客，也不算特別有名。吸引評審選中他們的，是一個叫lumbung的概念。lumbung約莫等於印尼語穀倉的意思。在印尼鄉郊，人們收割農田並留下自己需要的一份後，會將剩餘的作物貢獻到lumbung裏去，讓社區成員享用。ruangrupa 把lumbung帶到藝術世界，並將之抽象化成「共享」、「社區」、「無大台」的價值觀。

所謂獨特策展方式，便是由此而來。ruangrupa首先邀請世界各地一共14個藝術團體（collective）構成核心隊伍（稱為 lumbung inter-lokal），再透過他們邀請約 50 個藝術團體（稱為lumbung artists），而這些藝術團體又邀請更多藝術家⋯⋯沒有名額限制。其中一個團體，竟一口氣邀請了約100人，最終令展覽形成接近1,500人參與展出的奇景。與之相比，上屆documenta只有約 140 人出展；今年威尼斯雙年展，連同許多已死藝術家一併計算，也只不過是約 210 人。

ruangrupa不僅將邀請參展的權力下放予其他團體，展出什麼、辦什麼活動，以至如何使用製作資金，都讓參展人決定。當然不是讓 1,500 人開會，而是將藝術家分成多個 Majelis（阿拉伯語，約為「議會」之意），讓他們以小組形式自行協調。最終成品便是這個在卡塞爾共32個展覽場地舉行的 documenta 15。除展出實體作品外，還有人舉辦放映會、討論會、BDSM 相關活動、兒童遊樂設施，以至小賣攤，出售藝術明信片和 T 恤⋯⋯

documenta 15 除主要由德國政府撥款支持外，亦獲世界各地許多單位贊助。

策展人不知展出內容

這種策展方式帶來幾項後果。

首先，由於參展人數眾多，他們不是由ruangrupa 直接選出，卻又大程度上能夠自行決定展出內容，作為策展人的ruangrupa沒有、也不可能盡數掌握展覽全貌。由此，Taring Padi 的《People’s Justice》含有反猶元素卻仍可出現在觀眾眼前，也就不足為奇。在一份聲明中，ruangrupa 直言：「事實是我們集體未能在作品發現這個人像⋯⋯我們承認，這是我們的失誤。」

其二是展覽無法產生整體論述。獲邀參展者並非由ruangrupa決定，他們關注的議題亦相當迥殊。巴勒斯坦文化團體The Question of Funding做的錄像作品，有如教學presentation 那樣談論當地藝術項目撥款問題，而就在其展場下層的印度組合Party Office，則在開 BDSM活動；香港的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回望東南亞藝術史，講藝術家如何參與保存與調合藝術知識，在旁邊的荷蘭黑人檔案庫（The Black Archives）則講黑人思想家與社運家Otto Huiswoud、Hermina Huiswoud與Anton de Kom的故事。

當太多人同時講着不同的話，混合起來就是嘈音。對作為觀眾的我來說，documenta 15 什麼都沒有講。搜尋今屆展覽相關的評論，你也會發現絕大多數文章（包括這一篇）不是講反猶就是討論策展形式。到底The Question of Funding與Party Office與Asia Art Archive 與The Black Archives實際上做了什麼，恐怕沒有多少人在乎。

第三點比較難注意，卻又事關重大。雖然ruangrupa試圖權力下放，將許多決定交由參展團體自理，但總有些事情，是無論如何都要中央執行的，比如說為藝術家辦簽證。策展架構愈分散，事情便愈不受控。事情不受控，工作人員頭便痛。1,500名藝術家參展的結果便是行政工作幾何級數增加，導致documenta內部員工要不時加班至凌晨三、四時且無補水，終忍不住匿名向媒體投訴。這一片段提醒我們，「自我表達」與「自我中心」往往只是一線之差。說到底，documenta的錢也是來自德國政府和許多文化機構的贊助，而不是真的像印尼lumbung的穀物，靠自己種田所得。

「去心中心」策展實驗的失敗

隨着虛擬貨幣技術興起，「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 的概念成為許多領域的時髦用語。藝術界也不例外。ruangrupa表明希望今次展覽做到去中心化。其別開生面的策展方式便是由此而來。

平心而論，現時藝術體制確實是極度中心化（centralized）。藝術機構（institution）與策展人把持過量權力，導致藝術家意志不受尊重，觀眾更是得個睇字，無話語權⋯⋯這些批評都不是新事。ruangrupa憑藉今次策展實驗，嘗試打破這種中心化結構，可謂勇氣與智慧的表現。

只是，實驗總有結果，而今次documenta的結果，對我來說是失敗。這失敗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去中心化」總是遠比口號式的吶喊困難。一如Bitcoin想做金融去中心化，卻又衍生出環保問題、保安問題、價格大起大落⋯⋯許多人搞了半天，結果還是將錢存入銀行。中心化權力結構可能很不公平、很讓人氣憤，但既然存在已久，就代表它行之有效。有種的人想提出挑戰，很好，但若過分輕視對手，那就會淪為魯莽。

ruangrupa是魯莽嗎？沒有策展人主導，誰來確保作品不會出事？誰來幫助觀眾理解展覽到底在搞什麼？因改變行政方式而衍生的額外工作，誰來處理？ruangrupa有沒有想過處理這些問題？

答案似乎不大樂觀。策展團隊成員之一的Farid Raku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就曾坦言展覽「無法完全控制」，但他認為「這沒有問題，我們不需要控制」。ruangrupa更重視的，似乎是另一個他們反覆提及的關鍵詞：Nongkrong。與lumbung一樣，nongkrong也是印尼語，人們聚首、吹水、聊天，開心快樂但不事生產的意思。

不過，退一步看，documenta過往其實從來都不乏實驗與批評。以上屆（2017 年）為例，策展人Adam Szymczyk就因為將展覽切開一半分到希臘雅典而教人驚訝、因把原住民藝術帶到聚光燈下而為人津津樂道，卻亦因財政管理不善而飽受批評。今屆 ruangrupa的版本，雖然負評頗多，但終究還是成功將許多過往documenta幾乎不可能出現的南方世界（Global South）藝術帶到展場，包括在開幕記者會特別演出的印尼講故佬Agus Nur Amal PMTOH。阿叔以樸實、快樂而幽默的語調和道具講故，展現了白人藝術生態少見的活力。這是我全場最喜歡的作品，沒有之一。

實驗的失敗不會否定實驗的價值。不，也許失敗某程度上比成功還更有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