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貧窮，有許多歷史因素。稍近而關鍵的因素，當然是其分裂與結合。二戰後的柏林被分為兩半，隨着圍牆倒下，歷史留下的問題之一，是這國家首都沒有發展工業或其他賺錢的行業。不像史特加、慕尼黑般有Mercedes Benz及BMW作為經濟火車頭，也不像漢堡、法蘭克福般有電影工業及金融業。柏林沒有把握到二戰後德國的經濟起飛，東柏林與西柏林像是一對連體嬰般，互相拖累下，直到1990年柏林圍牆倒下，柏林復成一城，它才慢慢有能力尋找自己的城巿定位。在找尋的過程中，要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的初期，仍有許多人認為要小心德國民族主義的死灰復燃。當時，只有少數知識分子不認同這想法，例如阿蘭．曼克（Alain Minc）這名猶太作家，就在其著作《Le nouveau Moyen Âge》認為「法國人對於德國的再起感到憂心忡忡，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這個國家的性質。他們把德國和俾斯麥的治國模式劃上等號，這種觀點是不恰當的，其實，這個國家還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也就是類似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運作模式。」
對，身處歐洲中心的所謂德國，其實其國土觀念，並不是那麼不可侵犯。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才形成，德國這民族國家在普魯士年代開始，雖曾意圖向東擴展，但到了二戰後德國甚至被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佔據，及至1990年統一後，德國已經堅守中世紀以來神聖羅馬帝國的版圖，以與西方世界結盟為目的，努力作為文明世界的一員。在1949年西德制定基本法（Grundgesetz）時，就有「在團結的歐洲國家裏，作為平等的一員並致力於世界和平」等句子，而柏林亦是至今少數你能使用英語通行無阻的德國城巿，柏林，似乎就是德國的一個模版城巿，向外宣揚這國家在二戰後如何企圖嘗試重新融入西方文明社會。
創意產業抬頭
這些歷史因素，讓柏林成為一個開放的城巿。各國創意人士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就在這裏聚集，這裏曾有一半是信奉共產主義，而至今柏林也沒有受到資本主義甚至新自由主義的過度摧殘，租金管制讓柏林保持低地價，加上自2001年到2014年前巿長Klaus Wowereit的開放管治下，柏林漸漸成為藝術文化界人士嚮往的城巿之一。
Klaus Wowereit的背景也sexy。出身西德的一個單親家庭，Wowereit於柏林自由大學修讀法律，三十歲已成為柏林巿議會的議員，四十八歲就成了柏林巿長。而他也是德國少數出櫃的同性戀政治人物。他參選時說的那句”Ich bin schwul, und das ist auch gut so.” （我是同性戀，而這是件好事），現在已是經典，而他在巿長任期內，也是柏林成為歐洲創意城巿的高速發展期。
根據柏林Cultural Economy Initiative（Kulturwirtschaftsinitiative）最新的報告，柏林有六分之一的公司從事創意產業，員工超過二十萬，而銷售總值亦超過166億歐元，佔全巿的銷售總值10%。
創意產業為柏林帶來的增值，幾乎是商業及建造業的總和，只是稍次於製造業帶來的增值。而創意產業的發展，亦是柏林政治層面上主要的關注點之一。
文化發展與阻力
這種高速發展，對柏林的文化圈造成多大的影響？Google的失敗案例可作參考。
世界上能對Google說不的城巿不多，除去中國的城巿不說，柏林是另一個拒絕Google的城巿。不是說在柏林你不能使用Google的服務，而是柏森拒絕了Google進駐柏林Kreuzberg區的舊變電站興建Google Campus，最終卻因為遭遇反抗而終止。
Kreuzberg本來是在柏林圍牆邊沿的區域。在柏林二合為一前，這區域其實是邊緣地帶，自七、八十年代開始一直聚居了大量移民及文化人士。但統一後，這區域地理上就成為了柏林的中心，故此多年來這區域就出現許多抗爭活動，居民一直希望對抗仕紳化，而Google的進駐，基本上就意味着仕紳化的不可挽回。
結果，反對人士去年9月甚至佔領了舊變電站，而左派政黨綠黨議員Florian Schmidt負責的區建設局，又不願向Google發出牌照，指出這方案有極多不合法規之處，結果Google這計劃以失敗告終。
租金限制
“Poor but sexy”是亮麗的口號，然而這種口號要實行起來卻是困難的。對城巿而言，吸引更高收入、技術的人口，似乎是無比吸引的發展方向，但同時這卻會造成現存有機社區的破壞。事實上，柏林早已出現了許多反對政府過度發展的組織，例如保障藝術家工作室的allianz bedrohter berliner atelierhäuser、保護Kreuzberg社區的Bizim Kiez等。
這些組織的出現，主要的議題都是租金。在過去十年，全德國的租金上升了幾乎一半，故自2015年起，德國推行了房租管理法案（Mietpreisbremse）。這法案基本上是失敗的，聯邦政府在2017年也承認，自法案推行，全國的房租有上升趨勢，只有在部分法案推出前房租已急劇上升的地區，法案才能有效壓低房租。
法案在什麼地區有用呢？根據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DIW）的研究，只有在「法案推行前四年，每年房租上升至少3.9%的地區」，法案才起效用，變相其實只有極熱門的區域，如柏林的Mitte及Neukölln區，租金才出現下調迹象。
對，每年房租上升3.9%，已經是柏林房租急劇上升的標準。對比之下，香港的九龍區40平方米以下住宅，2016至17年度平均租金上升為7.5%，而2018年未有完整數據，但2018年11月的同比增長為6.3%。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柏林人有許多都是甘於貧窮，又或者從另一角度看，是讓其他人有貧窮的自由。他們為了保持低價但高質的生活，會拒絕大資本家的引誘，同時也重視住屋與社區。多元的文化、低地價，加上德國最低工資自2019年1月就加至9.19歐元，雖然柏林人一直抱怨good old days are gone，但柏林對許多人來說，仍是充滿魅力的文化城巿。
柏林創意產業數據
① 291,000人從事創意產業（2015）
② 創意產業公司有37,025間（2015）
③ 業內有42%為自僱人士（2011）
④ 自2009年起，已增加了逾30,000全新職位
⑤ 增長排第1的類別為遊戲及設計
⑥ 每11個柏林人，就有一個從事創意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