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一年第一件大事，莫過於全民動員保育主教山蓄水池。新聞一出，查歷史文獻的、製作3D圖的、結構分析的、螳臂擋車的，都傾巢而出，成功迫使政府當局暫停清拆。那邊廂，香港大學卻傳出壞消息，香港唯一提供建築保育碩士課程的建築文物保護學部（ACP）於今年解散，而碩士課程的科目將由原本的房地產建設部，變為納入園境建築學部。
ACP消失，最無奈的，莫過於課程創辦人之一兼現任學部主任李浩然。他曾任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也參與過本地多個保育項目，包括大館、藍屋、上海街618等。每當有保育相關的議題和事件，他便有做不停的傳媒訪問。然而，他最重要的角色，始終是本地建築保育教育的推手。
「保育是一個調控手段，令城市不會過度發展。」
跟李浩然第一次見面是在他工作了二十年的校園，他穿着深灰西裝外套，外套下再搭了一件皮革外衣，腳踏一對型格的西部牛仔靴，不像年屆退休的「銀齡一族」。甫見面他便來個熱情的elbow shake，多番着我們別叫他教授，對着比他年輕的攝影師，他卻客氣以「X哥」稱呼。在學生眼中，他出名樂於照顧人以及「多嘢講」。他的學生之一、曾任記者的陳嘉文笑言：「每個碩士班的同學交畢業論文前他都會逐一約見，而且往往一聊便八個小時起，要上班的同學知道要見他，都會特意請假。」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浩然從新加坡回流，在香港大學修讀建築系博士，是該系首批畢業生，更是首個香港出生的畢業生，可是這決定當時被人笑笨，「九十年代做建築最好搵，個個畢業後便立即開則樓，朋友都笑我去讀書損失慘重。」畢業後，他繼續「笨」。一九九九年，他跟前任港大建築學院院長龍炳頤和加拿大籍的教授狄麗玲（Lynne DiStefano）當開荒牛，籌辦全港第一個建築文物保育碩士課程，把國際最新的保育思維和做法引入香港。
那時ACP被視為「乞米科」，每年的二十個學額，經常收不足。學生問李畢業後能否成為保育師，他都一盆冷水淋過去，「唔得，因為香港無保育政策。」轉機來自二○○七年，保育政策出台，二○○八年政府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他立即致電同學：「有出路啦！」此後報讀的學生增多，不少本地保育工作都見該課程舊生的參與。
當社會對保育的關注大大提升，相關的教育課程卻一直掙扎求存。除了ACP，中文大學建築系亦曾開辦相關課程，但只維持了三年。ACP則由最初所屬的建築學系，轉到房地產及建設系，今年再在無諮詢相關持份者的情況下，落入園景設計學部。舊生及保育建築師應義倫指同學間常笑言ACP像孤兒仔，被扔來扔去。而其實早於二○○六年，ACP亦曾面臨被殺科，幾經辛苦才保留下來，「那年真的很辛苦，一腳踢，當時狄麗玲來香港教書，連房屋津貼都申請不到，要住在我家。」
講到ACP的命運（用他的話是被「抄家滅門」），一直談笑風生的李眼裏只剩無奈：「二十年來，學院所給的資源好少，老實說，到現在我已經好攰，是時候休息一下了。」李明年將「抗議式退休」，不再續約，「可以說ACP課程的教育任務已完結，但同時，社會各界對保育的認識已經遍地開花。最好的保育是跳出專業範疇，普及成生活的一部分。」
保育源於生活
李浩然在香港出世，祖父李佛池曾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有份創辦加拿大第一份華人報刊《醒華周刊》。他自小就聽家人講祖父的往事，身為加拿大同盟會始創成員之一的祖父，聲稱孫中山欠他錢，孫公死後向蔣介石討債，於是被通緝逃到香港。到了李浩然小學時，香港發生六七暴動，當公務員的父親收到情報，說英國可能不要香港了，於是舉家移民新加坡。到了他這一代，又由新加坡回流。
中學畢業後，他不顧父母反對在新加坡當了三年兵，退役後入讀建築學院。他讀大學時新加坡尚未流行保育，建築師都想起新樓，但他的「反叛基因」再發作，大學功課提議活化現有新加坡建築，「想做啲嘢令自己特別一點」。大學四年級，他的大膽提案把老師嚇壞，「當時我家住在舊城區，附近很多新加坡店屋（shophouse，類似香港的唐樓）。該區有一條很多酒吧的街，是個暗藏的紅燈區，於是我建議把一個舊油站改建成妓院。但由於教授是教徒，想我修改，但我硬頸不改，最後那份功課成績當然不好啦！」其後他憑設計獲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學生獎，叫教授無話可說，「難怪新加坡人常說香港人唔聽話！」
新加坡衣食無憂，但他經常說新加坡好悶，一有機會便回港。回來讀博士時，他遊叮叮河時被灣仔太源街露天街市吸引，於是在該區租下「豪華套房」（即現時的劏房），一住十年。他常到藍屋一帶散步，看着它由原本的灰色塗成藍色。藍屋未活化前，他常帶學生到藍屋考察。他提到學者Amos Rapoport的《House Form and Culture》一書講到建築形態的出現，不是因為什麼主義，什麼風格，而是文化，「要明白一個建築物不可只看風格，而要看社會歷史，看人的生活，才理解到某時期何解會產出某類設計。」後來藍屋建築羣以「留屋留人」方案進行活化，他為計劃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獲得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項。他強調，保育硬件，是為了保護如文化、習俗、社區網絡等軟件。「假如只是把建築物當成古董般保存，軟件很快流失，沒有意思。」
本地保育二十年變化
香港保育政策始於二○○七年，被認為是政府對保育天星、皇后碼頭抗爭的回應。李浩然指：「八十後那一代好緊要。當時社會漸趨成熟，人們不只是追求基本吃飽穿暖，還會想令社會變得更好，追求普世價值。」
二十年間，業界和坊間對保育的思維也產生變化，由只看重建築和美學價值，轉為更重視社會價值，「傳統保育要求原汁原味保留，把建築物博物館化，但現時的活化式保育，需透過社區調查，了解社區需要，訂立新用途，延續使用，以令社區得益為保育開端。」
講到最在行的保育理論，李便像按下錄音機播放鍵一樣滔滔不絕，他續說：「香港沒有如國內的紫禁城一般宏偉的建築，香港有的是舊唐樓、舊差館等建築物，你問我它們美不美，當然不美，在印度有更多更美的例子，但它們是生活上需要的建築物，它們不是古蹟級，但其實用性是靈魂所在，最大價值在符合社會需要的用途。」
聯合國於二○一五年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中，就包括保護文化遺產，「保育與發展應並行，而非對抗，如果兩者對抗，只會產生零和遊戲，有你無我，像利東街，輸晒。」他在八十年代尾回港實習時，工作的則樓位於薄扶林道和堅道交界，對面有一座很美麗的唐樓，但不久後被清拆，他心想：地盤這麼細小，拆了也只能起到牙籤樓，「一個建築物值不值得保育，要問假如把它拆掉，換回來的是否更好？對社區有沒有好處？」
“Conservation is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這話出自跟他一起創辦ACP的加拿大籍教授狄麗玲。如世界上任何城市一樣，時間會把更多的舊建築推到遭受清拆的邊緣。在砍掉重練，與保育之間，永遠有個難解的結。但保育要求的不是不變，而是如何變得合理一點。「保育是一個調控手段，令城市不會過度發展，產生急速士紳化，令當地居民因無法回應過快的轉變而被迫遷，使其生活變得更差。也可以說，保育令發展步伐正常番啲。」
李浩然簡介
資深建築文物保護師及學者李浩然，是香港大學建築系首屆博士畢業生，一九九九年參與始創香港大學建築保育學部碩士與學士課程，二○一五年他把所有建築保育課程集合成為學部，成為學部創始主任，並曾參與多個本地保育項目。在二○一七年，他有份參與的「藍屋建築群」活化項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育獎項「卓越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