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定古蹟名單即將迎來最年輕的新成員——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月落成開幕，剛剛踏入六十周年的香港大會堂（Hong KongCity Hall，下稱大會堂），它亦將是首個屬戰後現代主義建築的法定古蹟，對於香港現代建築保育意義重大。只可惜，因疫情關係，大會堂暫停開放，所有展覽、表演無法如常進行，原定的周年誌慶活動只能延期，不知何時才能向公眾重開大門，令它的六十大壽來得分外落寞寂寥。
退休建築署高級建築師、著名水墨畫家馮永基，跟大會堂緣份甚深；今年七十歲的他，比大會堂稍長十歲，大會堂啟用後便成了他終日流連忘返之地，所得到的文化藝術薰陶，啟發他後來走上建築設計與藝術創作之路。除了用家外，馮永基還有另一重身份，他任職建築署時曾兩度負責大會堂翻新工程，目前所見的大會堂紀念花園，大多出自他的手筆。相約馮永基重回舊地，他坐在地下長廊的椅子上，隔着片玻璃窗望向紀念花園，「大會堂對本地人來說，是一種歸屬感、集體回憶；對建築師來說，它帶領了潮流的方向；對政府來說，它是一個社會重新起步的statement。」他指往香港滙豐總行大廈現址的方向，從「舊香港大會堂」開始，述說大會堂設計的來龍去脈。
舊香港大會堂 上流社會專用
香港首座大會堂，早在一八六九年揭幕，由法國建築師Achille-Antoine Hermitte勝出設計比賽，他操刀的舊大會堂充滿巴洛克風情，兩層高的建築物擁有富麗堂皇的圓屋頂、柱廊和拱門，設有皇家戲院、圖書館、博物院，以及兩座大廳作舞會、音樂會、會議及演講空間。雖說是香港首座公共文娛中心，實質是為服務洋人和上流社會，為其主要社交場所。一九三三年，殖民地政府應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要求，將舊大會堂的西半部拆掉，「讓路」給滙豐在其原址上興建新的銀行大樓；到了一九四七年，舊大會堂僅存的一廂樓房也遭拆卸。
至戰後五十年代，社會百廢待興，民間對於爭取興建新大會堂的呼聲愈來愈高。馮永基說，當時的港英政府正正希望透過大會堂建造大計去「make a statement」，宣告香港戰後重生，進入關鍵轉捩點，具有重要的政治、社會意義，「戰前人們當香港是走難的地方， 戰後是政治醒覺期，即香港人有自己的認同， 政府也覺得要為這個地方建立認同感。」
新時代 新形象
他指出，從大會堂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 可見當時政府對其重視程度之高，「政府覺得既然要起大會堂，就應該要給它一個prime site，所以要建在新的填海區，整體還包括 天星碼頭、停車場、皇后碼頭。」大會堂的 建築規劃原由港大建築系首任系主任Gordon Brown主理，因造價成本等因素，後來改由 工務局建築師Allan Fitch及Ron Philip共同接手。新設計的大會堂，是由高、低座及紀念花園組成的複合式建築，是香港首座具國際級水平的多功能公共文化藝術空間；有別於外國的大會堂（City Hall）多用地方政府辦公場所，香港兩代大會堂始終定位為文化活動中心。
馮永基介紹大會堂的現代主義及包浩斯主義特色：「現代建築和古典建築是一道分割線，大會堂在Allan Fitch及Ron Philiph的眼中，代表一個時代的新形象；既然要迎接新時代，便不再用古典主義，因為舊建築真係好浪費錢、人力，奢華但功能不及新建築好用。」不過，簡約務實、功能至上的現代主義，與當年的主流審美觀念不盡相同，「純粹從美學上看，對當時來講係好大衝擊，咩鬼嚟㗎？整兩個盒就算數？就算是建築師也面對同樣衝擊。」
《大會堂五週年紀念特刊》有這樣的描述：「⋯⋯是本港僅見的新穎設計。早期大部分公共建築所共有的圓屋頂，柱廊和拱門都捨棄不用，代替出現的，是一座不加雕飾，着重實用的大樓⋯⋯新舊大會堂在外觀上的差別，大得令人幾乎難以想像。但兩者有共通之處：它們都是時代的產物。」
「這種線條美、簡約美，需要時間去適應，並非個個都可以即時欣賞到。但唔緊要，從建築師的角度來看，當然應該要look forward，去做前衛的設計，而從今天看來，大家都認同佢係好精采。」馮永基說。
紀念花園翻新 融入中式陰陽美學
一九九二年因應大會堂啟用三十週年，當時在建築署任職的馮永基獲委任主持大會堂翻新工程。他解釋，政府建築一向重要翻新保養（maintance），以與時並重；他坦言：「其實當時並沒有要求我要做什麼，搞番掂啲渠、電、消防、重新塗油，就可以了，因為要符合最新建築規格。」
不過，馮永基用上「如履薄冰」來形容這項任務：「如果你視之為文化上的經典，視為建築的殿堂，你就會有呢四隻字的感受，otherwise it’s just another project。」他提醒自己：「唔好搞彎佢，要尊重其原有的價值和特色。唔係有呢個job，我就有機會反轉佢，我正正係要保護佢。」他認為自己作為建築師的角色，就是要好好保護大會堂。「我唔係想為改而改，去滿足自己，而是我覺得要解決問題。」
在馮永基主持下，大會堂翻新工程的最大改動集中於紀念花園部分，高、低兩座幾乎原封不動。他憶述，當年人們視在大會堂註冊結婚是「好大件事」，總是擠滿了爭先恐後拍照留念的新人和親友團，不時引起糾紛，需由職員介入維持秩序；人們聚集在花園紀念龕外圍的梯級拍照，亦有失莊重。因此，他首先在高座一樓增設一道通往紀念花園、上窄下闊的長樓梯，讓婚禮參加者沿着長樓梯取景拍照，將之與花園其他使用者及紀念龕區分開來。然後，把整體布局分割為兩區：「靜態」的綠林區及「動態」的流動區，一陰一陽，給遊人兩種截然不同的觀感享受，令兩者不受干擾並藉此疏道人流。他再引用中軸線概念，以一條水道淌流過「英魂宛在，浩氣長存」的牌匾，兩旁梯澗寓意把英魂引領天堂，強調紀念龕部分、以示對戰爭英魂的尊重，並營造莊嚴詳和的氣氛。可惜，後來因有市民投訴被水道「濺濕腳部」，馮永基不得不因應政府要求，將原有水道改為種植了一排龍柏樹。他對於被逼改動水道設計，感到深深不忿；於是，他又再大刀闊斧，在紀念龕外圍修建正方形的蓮花池。他始終覺得，出於尊重，紀念龕應該保持一定距離感。
二○○二年再度負責大會堂翻新工程，馮永基依舊維持完善細節為主，不為改而改的原則，他自豪地介紹他在低座與紀念花園之間新建的一幅牆：「點解要起呢幅牆呢？又係功能行先。因為後面裝了好多部機，加咗燈房、發電機房，我頂唔順、太肉酸，要起幅牆遮咗佢。」他眉飛色舞地說：「其實最浪漫的部分，就是當洋紫荊樹的樹影灑到牆上，才是最精采的地方！」不過，他用心設計的VIP Room，後來不知何故遭到拆除。他當初為了彰顯大會堂星光熠熠的文化殿堂地位，花了數月時間，將歷代本地、國際名人明星在簽名冊上留下的簽名，透過絲網印刷，一一複製到VIP Room的三面玻璃牆上，「好不幸，唔知點解冇咗。」如今說來，他仍憤憤不平。
永遠年輕的大會堂
對於古諮會建築將大會堂列入法定古蹟，馮永基毫不意外，認為是這一天早點到、遲點到的分別，「我只係知道，呢件嘢係唔會拆嘅，所以喺我心中，佢係咪法定古蹟真係唔重要，法定古蹟是錦上添花。大家覺得要俾多啲力量去保護佢，我覺得係好事。社會已經成熟到不會容許它輕易消失，儘管新一代跟它的關係不如我們密切，因為它的地位不會變。」
他將法定古蹟評級肯定比喻為緊箍咒，「之 後好難改動，係good news定係bad news，我 唔識答。」他笑言對他自己是good news，「連 我的改動都變成法定古蹟的一部分。就算真的 要改，我也不會感到痛苦，只要整體建築設計 沒有改變，不因新鮮而新鮮，因前衛而前衛。 用抽離一點的角度睇，只要時代要變，我們都 接受去變，我不覺得是不尊重，沒有哪個建築師的作品可以千秋萬代。」用年輕來形容大會堂，不但因為它在芸芸古蹟中較為短暫的歷史 年資，更在於其前衛的現代主義風格，象徵了戰後欣欣向榮、充滿活力、朝氣的香港。
愛丁堡廣場現代建築羣 放眼保育未來
在「戰後建築研究檔案」的三位九十後建築人眼中，他們跟大會堂未必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但無損大會堂在他們心中不可取代的地位，是他們自發進行建築研究的起點之一。何慧心憶述，中學參加樂團，會視能在大會堂演奏演出，是十分光榮、十分難得的事，「當年我已好印象深刻，停車場和大會堂係一體，因為我們入後台並不是經大會堂入口，而是經停車場的一個窿入去，係一條秘道。」他們對於大會堂得到法定古蹟評級肯定感到驚喜，認為是本地戰後現代主義建築保育的一大喜訊，然而他們再三強調保育愛丁堡廣場現代建築羣完整性之重要，「不應該把大會堂當成單體建築來看，還要計上已拆的皇后、天星，未拆的停車場，一齊去審視。」拆毀歷史意義非凡的天星、皇后碼頭固然是無何挽救的缺憾，但快遭拆卸的中環郵政總局，以及基建設施如干諾道中行人隧道、天星碼頭停車場，也是有與大會堂一脈相承現代主義設計基因，因此應從更宏觀、整體的角度看待大會堂愛丁堡廣場現代建築羣及城市規劃。
他們希望從此可以開啟更充實、更闊的現代主義建築的保育討論，尤其是如何協調restoration和alteration兩種方向，「戰後現代建築的處理方法跟傳統古蹟好唔同，戰後現代建築比較liberal，是可以容許有改建的情況出現，究竟是改幾多？究竟要怎樣去尊重現代建築的語言？在古諮會裏面，全部都未討論過。」袁偉然說，「究竟保育係要restore個原裝，還是有新元素？以原裝性來看，大會堂間美心是否要改番好佢？內部裝飾需不需要重新協調？」
陳卓喬認為趁此時機應多加反思：究竟現代主義是否已成過去式，「以大會堂來看，它留保的意義不單是建築物本身，而是當年所講的建築比例如何符合人的比例。例如大會堂有十四層樓，既然有條件點解唔起高啲？點解唔用盡建築面積，而係留咁大個花園？我覺得這些考慮是timeless，不應該係已經過時，是我們今時今日做建築要繼續考慮的。」他指出，大會堂能夠以法定古蹟的身份保留下來，但不應只局限於歷史古蹟的框架裏去看大會堂，關鍵是放眼未來，「我們可以怎樣從大會堂學習，去再建造新的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