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解殖之聲沉下來，民間依然抗爭處處。領展私有化、皇后碼頭、佔領時代廣場、藍屋保育、保菜園村抗高鐵……在抗爭現場，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嶺大副教授，陳允中的身影。
被喻為「社運軍師」的陳允中，要在回歸二十周年前離開香港，不知回不回來。
兩個星期前他已開始送傢俬，但是此刻，他站在「土家故事館」滔滔不絕的樣子，課還沒有完，不像一個要走的人。這個出生於馬來西亞詩巫的47歲男子，人稱YC，離家整整30年，13年耗在香港「搞事」。
「搞事」是他自嘲的說法，從學生時期嘗試了台灣的社區營造之後，他就立志要一生「搞事」，獻給社運。YC這一走，給香港留下10個社運組織，9個仍在運作。
他滿腦子的社運歷史、經驗、計劃、理念、戰略、目標，講話時噴薄而出，而開口前，深吸一口氣，像是要上戰場。陳允中眼前像看到的是千軍萬馬，而他要的是民間人人都成為將帥，運動不靠領袖英雄，參與改革，真正做到民主自治。越聽下去，你會越懷疑這是否真是一個要走的人，他對香港社運還有那麼多的話要講，那麼多目標要實現。
而就是這樣一個人，正在放下一切，要去台灣閉關兩年，歸入佛學。
在連續不斷地講了幾個小時之後，疲累令他的表述開始有些破碎。一些比較個人的時刻出現在連續的追問之後，他話聲柔和起來，用努力拋除口音的廣東話，一字一頓地說：「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好值得用盡全力，去保衛的城市。」
他很少講起自己的歷史，或是說著說著就變成了細數社運史。離開之前，他說「為了傳承」，想過寫本書，叫《公義城市》，講他身在其中的10件香港社運大事，可惜沒時間寫。直到獨立紀錄片導演江瓊珠在一年前找到他，跟著他在大馬與香港間兜兜轉轉，拍出一套《我們在此相遇》，英文片名更能說出他的人生：Me, my city and somewhere else。
傳媒抓著他「嶺南三寶」之一的身份，報道他與許寶強、羅永生同時退休的新聞。而在社運圈子裡，他要走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很多人問：YC，你為何要走？你去哪裡？你何時回來？
一、你從哪裡來
什麼是「去」？什麼又是「回來」？陳允中祖籍中國湖南，父輩下南洋而定居馬來西亞，幾個兄弟都在東馬的詩巫出生。他17歲離開家，到台灣去讀大學，10年後到美國讀博士，又過了7年，2004年到香港來時，已經34歲。他曾經以為自己是沒有根的人，「我的根是我自己生出來的」，像被憑空拋到沙漠的仙人球一樣。從大馬到台灣，從台灣到香港，從香港到大馬，都是「去」，也都是「回來」。他對家的定義是：「如果你可以在一個地方參與改革，這個地方就是你的家。」他 「四海為家」的概念，在於參與，所以他走的路踏實，從不感飄泊。
他自己創造了一個概念，或是某種社運的「流派」，稱作「國際在地主義」，到一個地方，就找到自己實踐的位置，用社運來幫助改善當地的狀況。他對族群政治有天然的排斥，說自己是「意識形態的動物」，純粹因為「人權」這樣的字眼就會付出行動。
在美國，他眼見97金融危機後，菲律賓、泰國、韓國、印尼移民湧到美國打工，飽受剝削。他想幫助這些工人成立工人組織，爭取勞工權益。但多種族環境令工人們內部分化，韓國城的韓國老闆，會叫韓國工人不要與墨西哥工人說話，他氣憤非常。為了令基層工人間團結，他想學西班牙文，以便和墨西哥移民溝通。可是想來容易，做起來難，博士生課業繁忙，西班牙文、菲律賓語、韓文，他怎麼學得過來？一年之後，他放棄了，但對族群政治的警惕，留到了今天。
這種「國際在地主義」，脫胎自他在台灣的成功實踐，但對美國的複雜環境不太奏效。去美國讀書之前，台灣是他的社運起點。在大學二年級，他啟蒙自台灣大學葉啟政教授的通識課。當時葉啟政講法蘭克福學派，提倡科學家、哲學家與社會學家組成學術社羣。「我覺得很厲害，那時我讀的是機械工程，所以是傻傻的，沒有批判什麼，只想找工作，識女仔，好白痴」，陳允中掩面說。
他的大學年代只有兩個馬來西亞人在台灣搞社運，除了他就只有孫友聯，孫留到了現在，成為台灣勞工陣線的秘書長。「我們都是搞台灣的本地運動，當地的馬來西亞人都不喜歡我們，覺得你關心政治一定是關心本國政治才對。」陳允中說，「你不是這個國家的人，卻關心這個國家的事，他們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們沒有馬來西亞朋友，朋友都是台灣人。」
這時的陳允中，還只是一個社運的觀察者，真正參與其中，是他在台大城鄉研究所讀城市規劃的時候。從1992年到1995年，他用了四年的時間在台北的三重，也就是現在的新北市，做了一個完完整整的社區營造項目。這是陳允中第一次，也是台灣第一次的社區民主實踐，「從頭到尾都有居民參與其中，設計方案和居民一起討論，大家投票決定，這是直接民主的練習。」最後，他們建造了一座公園，一個圖書館和活動中心，陳允中成為領袖。
這次實踐不僅催生了他的「國際在地主義」，也令他下定決心搞社運。那為何又去美國讀博士？他眨眨眼，笑一笑：「讀書只是策略，我拿到PhD，是方便我之後『搞事』。」
二、家有憤青初長成
「我是一個左膠。」陳允中常半開玩笑這樣說。在台灣讀書那幾年，算是奠定了他的「左膠」取向。暑假、寒假回到大馬，他看世界的方式變了。
1991年寒假，他回家，看到一群原住民因為抗議家園遭破壞而被抓，「我看到原住民們啊，被用腳鐐銬住，一排一排地連起來，從那個警車上下來，就像動物一樣。」26年前的事，他說起來還是哽咽，紅了眼睛。「我覺得憑什麼，憑什麼？」他在紀錄片《我們在此相遇》中回憶。
陳允中的故鄉詩巫是馬來西亞砂勞越州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主要木材集散地之一。商人華僑佔四分之一人口，故詩巫有新福州之稱。在台灣政治啟蒙後，他不恥馬來西亞華人發財，原居民當災，「我覺得我虧欠了這些原住民。」
「左膠的思想很簡單，我來自城市，是華人，這裡華人壟斷了大小商業。而住在城市外圍的都是原住民。城市裡這些大商人到市外砍樹，賺到的錢都集中在城市，我是城市發展的受益者，是既得利益者，是共犯。」
當年他21歲，第一次將政治放上家庭圓桌。他說，同學們都到了外地留學，沒有什麼人可以討論這些問題，而兄弟都是讀書人，於是他想：「好！那就由我的家庭開始改變！」於是他對家人說應該要反對華人財團，制止壟斷，家人不明白原住民處境，他便買紀錄片回家要大家和他一起看，但無人響應。
他憤怒了，過年期間，閉門絕食三日。「那時候很憤青，沒耐性，講一次不聽就開始絕食。」家人不明白他怎麼了，還以為他在台灣變了共產黨員，媽媽傷心地哭。但青年陳允中想的是：「我要和那些原住民一樣，那時他們關在監牢，連涼也不能沖，於是我就三天沒有沖涼。」
最後不識字的婆婆陪他看了那套紀錄片。「我婆婆也不懂，只是覺得我沒飯吃，很可憐，才陪我看了。」陳允中這才結束了三天的絕食行動。
他今日談香港的年輕人，經常用半鹹淡的廣東話訓示：「太無耐性啦！」當年，憤青陳允中也是這樣長成。
香港怎麼不暴動？
2000年，他在美國認識了香港女孩司徒薇。司徒薇不喜歡香港，覺得這裡沒希望，不想回來，可陳允中卻在2004年到了香港工作。那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香港科技大學有個工作機會，和他博士論文的課題很像。香港的歷史，很多是他從司徒薇那裡學的。
「我來了之後，常和司徒薇說香港的好，勸她回來。」但香港有非常多的事情，他不明白。他瞪著眼睛蹙著眉：「對我來說，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所有我認為會暴動的事都沒有發生。我覺得香港的人很慘，他們面對這樣大的壓迫，卻只有很少的人反抗。」
到香港時，34歲的陳允中還未完全走出憤青狀態，但對於香港「為什麼沒有暴動？」，是一種真誠的疑問多於憤怒挑釁，因為他那時對香港的認識「幾乎是零」。此後，他慢慢在社運現場找尋答案。
離港前曾參加社運的司徒薇給他介紹了兩個朋友，一個是潘毅，一個是伍建榮。後來陳允中就和潘毅一起做中國的「女工關懷」，還有中國農民工維權，又和伍建榮一起在香港反領匯、反迪士尼。
反領匯是他參加的第一個香港社運。「科大的很多老師當時跟我說，要我工作穩定之後再搞社運，說要6年，我說6年太久了，我要馬上搞社運，忍不到。」運動現場，還不會說廣東話的他也想嗌咪，只好用國語大唱《國際歌》：「舊世界打他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那時基層公屋居民舉行反領匯示威，而主流媒體輿論支持私有化，基層被弧立起來。「盧婆婆被『追殺』得很厲害，連家都回不了，記者不斷問他們幕後黑手是誰？又有千幾個經紀出來鬧他們，說阻住發達。」眼前光景，陳允中覺得太不可思議，私有化在全世界都很嚴重，但他沒想到商業力量在香港居然可以如此囂張。他問朋友香港有多少公屋和自住房屋的居民，「當年數字是230萬！」
「230萬市民的市場、商業空間會被私有化，幾乎一半人口受影響，這在任何國家都會暴動！可香港沒有。」從不公義中認識香港，十多年探究，陳允中認為「沒有暴動」是因為殖民政府以來，公屋住戶被污名化——這間屋是政府施捨給你，你有本事就自己買屋吧。「基層沒有居住權的概念，不當做是公民權力。一旦當做是施捨，基層就好怕失去更多，不會抗議。」
由領匯（現改名為「領展」）到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陳允中又上了另一課。他當時看立法會辯論，還未認得到所有民主派議員，要一個一個問司徒薇是誰。「那次梁耀忠講最高工時，講完之後就投票。我以為我見證了歷史時刻，因為辯論一面倒，多票，贏了！」結果不是原來多票是沒用的。他那時不知道立法會有分組點票和功能組能，以為必勝了。「整個亞洲都有最高工時立法！這對我來說真是不可思議。」
後來他逐漸明白了香港的奇怪，當年的憤怒轉化成理解：「在如此壓迫的城市下，社運能這樣已經很好。」但有兩件事仍讓他非常擔憂，一是社運沒有足夠的組織者，二是年輕人不重視社運歷史。直至政府要拆天星、皇后碼頭，激發八十後社運人朱凱廸、陳景輝、葉寶琳等出來捍衛本土歷史。回歸十年，年青一輩民間醒覺，陳允中說，是時候播種了。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