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隊成員：鄭智聰醫生 港島西聯網感染控制主任／瑪麗醫院微生學部門部門主管
任務：感染控制
地點：瑪麗醫院T座大樓感染控制中心
上月3月13日，在傳媒揭發下，衞生署證實一名航空公司空少感染麻疹。一個多星期後，機場麻疹疫情持續升溫，每天有一至七宗新增個案。一時間，社區出現「搶針潮」，及後，公立醫院出現首宗確診個案，袁國勇曾率隊到機場調查，並向衞生署提供建議。
上月3月29日，一大清早，鄭智聰醫生便返回醫院，處理日常工作與電郵，又準備連日大小的臨時會議。機場爆發麻疹，他負責港島西聯網的感染控制，沒掉以輕心，正埋首醫院各應變措施，包括安排熱線服務及分配醫護人員打疫苗，研究哪些需要先進行抗體測試，並向醫院上下人手講解傳染病注意事項。
小麻疹爆發 隨時戒備
9點半，感染控制中心的每日例行會議上，七、八名護士手中拿着病人資料，逐一匯報跟進個案後，鄭智聰便交代麻疹疫情最新的應變準備，其中包括病房和牀位安排。
一般情況，空氣傳播的高致病病毒，感染病人需要入住負氣壓的隔離病房，免病菌外流，病房亦設獨立的排污系統。他說，目前瑪麗醫院的隔離病房只有六房共十二張病牀，「平日不夠牀怎麼辦？病牀只能擺在病房角落，再拉一些布圍成一個帳房，這是不理想的，這就是何以感染控制護士要去看看病牀的擺位、安置是否合適、衞生做得好不好，以及有沒有遵從環境清潔指引。」
這幾天，瑪麗醫院的隔離病房先後入住三位疑似麻疹病人，因為病房將滿，前一晚他與院長透過電郵討論，是否所有懷疑個案，也要像沙士時一樣需要安排入住隔離病房。結論是，麻疹本身屬社區病，社區爆發機會較低，入院與否，臨牀醫生可以決定。
「後來，同事跟衞生防護中心討論過，有最新安排。如果有麻疹疑似個案，會出一個isolation order（隔離令），意味病人要入院隔離一段時間。隔離病房牀滿的話，我們可透過醫院的互聯互通機制，幫病人找最鄰近醫院安排牀位。如果所有醫院牀位也滿，怎麼辦？其實沙士後，立法會要求醫管局有一個一千四百張牀位機制，分別安置在四十二間公院， 我們承擔了九十張，在48小時內可以調配出來。」
早上11時，他返回辦公室，再次開始處理電郵，「行開一陣又有百幾封。」他說，有些是最新醫學資料，「要send去港大作存檔，因醫管局的server有限」；也有每天醫院病人入住率的最新數據，「這個要有個印象知道」；也有些工作他需要轉給同事處理；也有集合無數人的電郵羣組討論，「有人覆一句”That’s great, many thanks”，又是一封電郵了。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麻疹疫情持續一個月，目前暫時平靜過來，未有新增確診個案，機場防控措施則維持至本月底為止。
沒有疫症爆發時，鄭智聰會稱之為「和平時期」，但他和感染控制中心的護士，卻沒有鬆懈。「我和教授喜歡歷史，『耽於逸樂，由盛轉衰』，所以，每天都不可以讓自己懶惰。」
每天，實驗室出報告，經電腦系統分析數據，再送到護士手中，就是考大家眼力、細心和智慧的時候。「護士會觀察醫院有沒有特別事情發生，例如為什麼今天醫院的金黃葡萄球菌多了、為什麼某病房感染病人的數量多了，如果發現異常，我們就會進行調查。」此外，感染護士在巡房時的發現，及前線醫生主動提供的線索，也會觸發他們展開偵查—儘管，有時只是一件看來尋常不過的感染個案。
事件在去年發生。他記得當日一切如常，風平浪靜。中午，袁國勇教授突然找他。「他找到了我和感染控制護士，叫我們一起來，因為有一些特別的事正在發生。
「有個肝臟移植病人，感染到丙型肝炎。」對一般醫護人員來說，病人感染了丙型肝炎，沒有什麼特別。「特別的地方是，病人是在住院期間受到感染。」理論上丙型肝炎的傳播媒介，主要是針筒注射、吸毒時針筒交流、性接觸，或者輸血。「我們目前的輸血已經好安全，沒理由住院期間，會出現這樣的感染危機。」他們首先對傳播途徑展開調查。「病人在住院過程當中發生過什麼事？接觸過什麼人？接觸過什麼物件？」詳細查問之後，便在病房搜集各環境樣本，如透過手指採血的驗血糖機、抽血車和其他輔助設備等。起初，大家一無所獲。百思不得其解之際，有一名特別細心的護士，竟然在抽血輔助器發現了一些血花。「血花一點點好細微，護士要看得很仔細才能發現。」
證物馬上交給袁國勇教授在實驗室進行分析。終於證實，原來是一向可重複使用抽血輔助器在抽血時傳播了丙型肝炎。
「我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找尋真相的機會，有時找到真相，未必幫到這一位病人，但是可以有效預防同類事件日後再發生。醫管局目前已經停用所有重複使用抽血輔助器，改為使用一次過的抽血輔助器。這次事件說明了，偵查真相往往需要整個團隊共同協作才能成功。」
偵查一個感染個案，足以改變醫院政策；但是，更多時候，對抗微生物，亦可以如鄭智聰醫生經常跟同事說的一句話：「吃力不討好，做了看不到。」
病人感染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在一般內科病房，情況普遍。而這種抗藥性細菌的特性是，感染後病徵未必出現，細菌會蟄伏體內，病人成為隱形帶菌者，若無其事在社區傳播細菌。」
離奇的是，2017年底，瑪麗醫院竟然在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發現嬰兒感染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的。最初是一宗，後來是四、五宗，最後有十宗。「理論上這細菌在兒科或初生嬰兒深切治療病房，不應該存在。
「我們展開調查，發覺原來其中一個嬰兒個案的媽媽，亦感染了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再後來同病房的另一個嬰兒也出現感染。我們進行大量環境樣本分析，結果在窗台、牀和體重磅，也找到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這就顯示，有可能出現了環境感染。」
他解釋，抗藥性細菌感染就像一個金字塔，有一百個金黃葡萄球菌的帶菌者，可能只有五個出現病徵，基數不夠大，甚至未必會有病人出現病徵，但當你搜尋的基數較大，就會發現真相。他說，最初只有兩個個案，如果輕視，很可能不了了之，他們卻鍥而不捨追查下去。不過，這種堅持，有時反而吃力不討好。「你要叫病房護士，去幫小朋友又撩鼻哥又要撩肚臍，又要驗小便，又要驗痰。然後要調換牀位，要將整個環境清潔消毒，還要穿著整套保護衣物照顧小朋友……對前線護士來說，是在日常繁重工作之外，百上加斤。」
環境先弄好了，不過他們沒有停下來，他們還要追蹤其他隱性帶菌者。「我們懷疑：會否來自一些無病徵的帶菌者，透過這個人傳染開去而我們不知道？」他們再擴大搜查範圍，為局部地區的小朋友和曾住病房的小朋友進行檢驗。最後，他們找到十個個案，確認是一次細菌爆發，亦通報衞生防護中心進行處理。「找到菌，不代表這個地方最多菌，問題只是你有沒有用心去找。如果那些隱形病人，我們沒有找到，不將他們隔離，他們就會將那些細菌傳播給其他小朋友，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及早堵截問題。」
肝移植愛滋疑雲 半小時臨牀診斷 生命的承擔
鄭智聰曾是一位腸胃科醫生。喜歡教書的他，當時在港大教授腸胃專科知識，然而，日子久了，他發現其他學科的知識漸漸忘記，又覺得工作較為刻板，「做胃鏡腸鏡，周而復始，我擔心將來是否只懂得這一部分。」於是在2001年加入團隊，目前亦承接教授工作，擔任微生學專科部門主管。
袁國勇之前向記者表示，每天為他準備飯盒的太太，對他的忙碌「已經麻木」；原來鄭智聰入職不久，師傅已經主動跟來接丈夫下班的鄭太太說：「他還不能夠下班。」
那天有一個病人要接受捐肝，但之前的愛滋病測試暫無法確認檢驗結果是否陰性。當時醫學界一般規定，愛滋病人不但不能捐贈器官，也不能接受器官移植，主要是擔心器官移植後仍會因藥物激化免疫反應而給浪費掉。負責手術的盧寵茂醫生很緊張，因為當晚便要進行捐肝，但如果接受捐肝的病人有愛滋病，規定不能做移植手術。如果再做其他測試，要再安排到衞生署做，但時間已經趕不上，他們要即時回覆，「如果為求自保，可以直接答無法分辨。」
不過，袁國勇認為不應放棄，於是請鄭智聰向病人進行查詢。他跟病人談了大半小時，他清楚病人願意坦誠回答其生活習慣、是否檢點，最後便在報告寫下：「這個病人clinically（臨牀上）不是愛滋病」。「他接受了手術之後，我有很多晚睡不着，因為假如測試後來送去衞生署做確認是陽性的話，我就大件事了，你今天應該見不到我，好在結果是陰性。」
「我們要將實驗室的資源帶到臨牀，一定要學會承擔，這是教授當時教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