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手語目前處境艱難，超過15萬聾人，只有不足4000人懂得手語，因此被稱為「瀕臨絕種的語言」。
能以手語翻譯的人更是鳳毛麟角，自1997年回歸至今年6月，註冊的手語翻譯員一直只有10人。直至今年7月，手語翻譯員才增至目前的51人。相對於香港超過15萬人聽覺有困難，手語翻譯員與聽障人士的比例仍然高達1:3000。
邵日贊是香港其中一名專業手語翻譯員，他認為人與人溝通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口，也不是手，而是心。
手語翻譯員，是聾人和健聽者之間的一道橋樑。
語言除了溝通功能，還代表身份認同、社會地位和公民權利，對於弱勢社羣，有時更與性命攸關。聾人求診、上法庭、尋求支援等情況下，能否獲取和傳遞準確的資訊，對當事人而言事關重大。
「政府若不能為聾人提供足夠資訊和支援，實質是剝奪他們的權利。」手語翻譯員邵日贊說。
香港手語翻譯員一直不多，自1997年回歸至今年6月，註冊的手語翻譯員一直只有10人。直至今年7月，社聯重新確認有關認可資格，手語翻譯員才增加至目前的51人。相對於香港超過15萬人聽覺有困難，手語翻譯員與聽障人士的比例仍然高達1:3000。
過去多年來，手語翻譯員確實「稀有」。「那10個人，有些去了立法局，有些去了開班教手語，剩下來有多了個？而香港有幾多間醫院？有幾多間大小警署？舉個例，聾人不見了銀包，因等不到手語翻譯員，結果警察不替他落口案，這些事經常發生。」邵日贊說。
他從事義務手語翻譯工作已經十幾年，一直處於極度繁忙狀態，與聾人的短訊通話經常「爆棚」：「早年手機逐個短訊收費，每月費用夠買一部新手機！」
第一：手語的重點是「聆聽」
手語翻譯員不只是傳聲筒，當中包含聾人的信任和依賴。這一天，他陪伴患有血癌的聾人朋友阿忠到瑪嘉烈醫院覆診。「醫生，我白血球幾多？」「上次11，今次12。你精神如何？」「幾好，重了3kg。」「食開胃藥、維他命、漱口水還要不要⋯⋯」
在醫生和阿忠的對話間，邵日贊一直在旁打手語。一問一答間，雙方確實能更容易理解病情。「醫院是有手語翻譯服務，但人手短缺，你不可能確定你能否等得到，也不知收費多少。結果，醫生以為病人聽不明白，經常說得太簡潔，病人又不懂問，於是可能出現誤診、病情被延誤等情況。」他說。
有人以為翻譯就是聽到什麼就翻譯什麼，但邵日贊認為，當中過程是複雜和充滿變數的。
邵日贊舉例說，健聽人說話有時帶有弦外之音，或旁敲側擊，或拋磚引玉。若照字面意思翻譯，對方未必接收得到。其實，手語分有「自然手語」 和「文字手語」。前者，靠表情動作；後者，是隨時代發展衍生的文字。邵日贊說，近年聾人多識字，較能溝通的是「文字手語」。「例如別人談量子力學，你也要有基礎知識。或談及政治議題，涉及好多詞彙，可能是馬克思、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如果這些詞彙你本來不懂，別人翻譯了你也不會知道。」
另外，聾健手語溝通的一個障礙來自互動不多，以前好多手語翻譯員內心會有疑慮，擔心翻譯了對方也不明白。這其實窒礙了手語翻譯的發展。邵日贊說，他的體會是：不要強求別人表達好不好，應該檢討和反省自己領悟能力是否可以提高。他認為，無論是聾人或是健聽人士，溝通最重要的前提是聆聽及反思。
第二：接觸是最好的學習
「在社會上，其實不單手語不斷在變。所有日常的語言也在改變。以前，整廁所便整廁所，現在叫『優化』。有些字要追，也要跟，甚至乎有些產品，現在用的，以前沒有，例如iPhone，又有新的意識形態的東西，好像『拉布』或『屏風樓』 ，我們健聽人也要一陣的消化，何況是聾人？」
邵日贊說，他學手語的原因，其實源於不想說話。他覺得，如果能用身體表達一個意思，那就可以減少言辭的過分精細，其實任何言詞，都難以準確表達所感，只有同感同受才能真正溝通。「正如蘇軾所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另一個學手語的原因是：「因為我當義工，喜歡接觸人，希望接觸聾人。」
那時他返朝9晚5，公餘時間，便去學手語。「難，好像沒有規律，唯一方法，是要接觸得多。」他說，學手語沒有竅門，關鍵是做得多，要有信心，也要多接觸聾人。「我深刻體會，晚上跟他們吃飯，那種無法參與的疏離感。我明白聾人受冷落，他們好怕去婚宴，因為只能坐，很寂寞！」
邵日贊說，手語打得形態柔點、慢點，會讓人看得舒服，就像說話字正腔圓。有時他問聾人，如果當時沒有那個手語詞彙，譬如說到降落傘。就自己做個形狀出來。
一個手語打得再好的人，如那聾人從未接觸過，也要花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明白和掌握對方的意思。
第三：時間是愛心的度量衡
「要有心去了解。好像看見BB仔生熱痱，我問一個聾人朋友，如果你身體有不適，或在出面有不好經驗，回來不能說出來，會否辛苦，那朋友即時哭了出來！」
聾人難以向家人訴說自己所想，最感痛苦。「我感受到他們的壓抑。所以我最不喜健聽人在催促我『你告訴他怎樣怎樣』。事實不是我不幫，而是聾人不能一時消化意思，就像嬰兒爬行比賽，你要用各種方法引導嬰兒向前面爬，不能大叫『快點！快點！』」
他曾碰到一個聾人的媽媽，在癌症臨終時，找他來翻譯遺言。「她對孩子說了很多感言，或歷來的事情，可是她那三十多歲的聾人兒子，一下子很難接受。很多事情，要平日累積，不能突然講，看見她一直只懂讓兒子活在保護罩內，卻不會和他溝通，我很難過！」
關鍵是你願意為溝通付出多少時間和耐心。「聾人接受教育，需要許多許多耐性。香港社會，時間等於金錢，無論是父母，或任何一個人，最寶貴的永遠是自己的時間。你給子女金錢沒用，你要付時間，問題是，你是否願意花六個小時解釋兩個字的意思？」
曾經，贊哥去聾人機構教授聾人手語。課堂上，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女士，十幾歲在家車衣，一直沒有學過手語。之後工廠搬上大陸，她沒有工作，跑來重新學字。結果，贊哥用上半日，解釋什麼叫姓名、地址。
他感嘆，聾人作為隱形的少數人，生活被忽略、權利被剝奪的事情，實在太多。小如生活細節，港鐵失誤，在車廂內及大堂，聾人聽不到廣播，只能任由擺佈，大的如選舉資訊也沒有充分照顧聾人需要。
「議員會否維護弱勢社羣權益，誇張講可以影響生命，例如醫院設施、對聾人的心理或情緒支援，連作心理評估也有困難。你有無想過，如果聾人住的樓宇，同層火災，聾人在單位內如何知悉？樓宇設計可以不考慮這類問題。所以沒監察施政政策的，連生命都難保。」
記者問贊哥，學了手語，世界是否就能簡單一點？
「當然不是，當我接觸聾人或手語，才覺得簡單會很麻煩。詞彙少，會影響接收資訊。」
他現在覺得，世界並無界限，聾人圈子只是社會縮影。
「當我來回於聾人世界與健聽世界，就如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的《河童》故事。兩個世界之不同，有時，有些事，只能留在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