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叫它『兩極情緒病』，躁鬱症的躁代表『躁狂』，我不喜歡這個詞，太易令人聯想打人及斬人。有暴力傾向的兩極情緒病患者其實很少，我接觸過的都好善良純品。」我眼前的阿進思路清晰，談吐得體，現於社區精神健康組織利民會當朋輩支援員約三年。
2009年，他曾因「兩極情緒病」住院。所謂的「躁」，不如大眾想的負面。他形容為腦部活躍，思想過快。「即是如果人家叫我數1至100，我會跳住數，1、7、33、178、479咁數，對方一定覺得你亂，但其實是我說話追不到腦袋。」
一切要從他初中說起。那時阿進經常發脾氣罵老師，操行分低到要停學。「扣分扣到破了我學校一百五十多年的紀錄。同學覺得我好威，但我對人歡笑背人垂淚，回家晚晚都哭，因為我知操行不好，好難原校升讀中六。那時當然不知是精神病。」
罵完老師，不覺得興奮，他反而每次都好後悔。輔導組老師叫他試試返教會。自中四開始，他有了信仰，情況逆轉，大團圓卻沒來。「人開心番好多，中七時操行仲變番A。但不知為何考完A-Level，突然覺得沒人懂得關心我，世界欠咗我咁。」教會他都不返了，經常關手機躲在家。他帶着這種混亂進了大學，然後初中那段盛怒日子重來。「不斷鬧同學，有次連教授也鬧。」
無力應付生活瑣碎
話雖如此，他有位陪他趕死線的戰友。「我讀物理，功課多到要做足八、九個鐘。我們經常做通宵然後直接上早上8時半的課。」可是去到Year 2，同學無聲無色消失了。一個學期後阿進終於聯絡上他，才知他患了抑鬱症。失去同伴，他做什麼都提不起勁。「連本身喜歡的事都不想做。我連沖涼、洗面都無動力，試過拿着沐浴用品站在浴室門前兩小時都不想進去。」
幾乎沒接觸精神健康資訊的他只知自己「不妥」，卻不知哪裏「不妥」。「即使同學有抑鬱症，我都不察覺自己也有。我那時忍痛跟女朋友分手，覺得盛載不了她。」他的抑鬱愈發嚴重，更曾想自殺。「試過站上中大山崖，但這不是最低點，最低點是連自殺能量都沒有，想死但死不了才最慘。」
直到Year 3暑假，阿進重返教會遇上精神科醫生來分享，他特別記得醫生說：「別以為有信仰就不會有精神病。」最後他終於求醫，吃安眠藥及精神科藥物。抑壓了兩年，他那時想不如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卻沒料到有反效果。「我好似一個壓入水中很久的波，一放手就狂彈。」他試過在泳池游足六小時，又曾到墳場摟住十字架。「直到一次我在教會通處跑，大嚷『世界末日了，要召開緊急會議』，到教會分享的醫生覺得不妙，說我要去醫院檢查一下。」住在醫院精神科病房的他慢慢習慣下來，還跟其他院友成了朋友。
「九年後的今天我很感恩，那時當然覺得是逆境，但如非發現這個病，我不會有那麼多朋友，不會有一份有意義的工作。我現在情緒很好，這九年都沒發過脾氣。」阿進正攻讀輔導碩士課程，看到這裏，你或會想他就是個「精神病康復者」。「大家通常以還要不要食藥為指標，其實我每晚還要吃七粒藥，因為個症太複雜，兩邊都要調節。利民會提倡復元，強調的是生命力，過有希望、貢獻及滿足的生活。我不敢說我活得很精采，但非常充實。」
當朋輩支援員，阿進認識了同樣患有兩極情緒病的威仔。阿進說：「我希望用自身經歷感染他們。」支援員並非帶領者，比較近乎同行者。威仔說：「他分享經驗，令我更了解自己。他又向我解釋復元的意思。」
代入處境形容感受
威仔認為自己的發病原因與成長背景有關。「我小時候住寄養家庭，長期受罰及抑壓。從小到大經常被人笑。我沒有自信，希望獲得別人認同。家人成日罵我，後來覺得我溝通有問題，帶我睇醫生發現我有精神病。」威仔現於教會學打鼓，更天天練習。「我有個天荒夜譚的夢想，希望成為鼓手。」對於這個病，他這樣說：「我們會有明顯高漲及低落，希望大家不要驚我們，不要歧視。」阿進補充：「跟我們相處離不開同理心。大家會想『你患過就一定很有同理心吧』，其實不然。你要用想像力代入對方處境，這樣不多不少也能產生對方的感受。有人說『我不開心』，你可以問他是否冤屈、不忿，你把他的感受描繪出來，這樣最幫到他。」不帶批判的了解，才是最貼心的一服心藥。
同樣與兩極情緒病搏鬥多年的歌手盧凱彤早前自殺，阿進說覺得惋惜。「她成為了icon，但她也是個人。大家對她有期望，或者真的讓她有壓力。我沒接觸她，不能評論太多，每個個案都是獨立的。」雖然當朋輩支援員，他不強求成為榜樣。「我不刻意要自己好正面，內裏不會有太多拉鋸。」
對於兩極情緒病的起伏不定，他表示明白人家會覺得無所適從。「你明明今天表現良好，突然又要睡三日。我不奢望別人理解，但希望大家尊重患者是一個人。有些家屬會說：『哎呀，個仔病到好似怪獸』，我都提醒她，『他仍然是你個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