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的深夜，東德郵政局職員Veronika Sisolefsky被電話吵醒了。
她的兒子Kay Bernitt聲線激動：「媽媽，我到了西柏林！我現在正走在庫達姆大街（Kurfürstendamm）上!」
睡眼朦朧的Veronika不以為意：「兒子， 我和你說了多少次了，別喝太多酒了！]
類似這樣的對話，當時十分普遍。一得知到圍牆邊境開放的消息，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震驚：「根本不可能！」 有人覺得像是看科幻片，有人覺得是假新聞。前東德人曾經以為將他們與西方世界隔絕了二十八年的柏林圍牆將永久伴隨在生命中，無人預料到，一夜之間，圍墻倒了。
1989年11月9日以前，數以百萬計的前東德人前往西德，一些人走不了，也有一些人選擇留下來，在生活的閉鎖和處處受限中，他們從未想過離開，只是內心深深渴望一個更好的國家。
直到圍牆倒下，冷戰終結，他們終於見證了自由的開端。
在卡爾．馬克思大街合照，他們一直住在東柏林。
一個東德家庭所見證的苦與樂
Veronika Sisolefsky1951年出生，十歲的時候圍牆建起來了；她的女兒Joyce Olivia Bernitt1979年出生，十歲的時候圍牆倒了，二代人都經歷了歷史的巨變。
柏林牆開放之後，成千上萬的東德人湧向西德，希望親身看看被隔絕了幾十年的傳說中的西柏林。庫達姆大街是原西柏林最重要的購物街。這條象徵着西方世界的自由與繁榮的街上便擁滿了來自東柏林的Trabi車。
Trabant有個暱稱叫”Trabi”，當年東德人想買Trabi，從訂購到取車要等十多年。在鋼鐵材料匱乏的東德， 車廠以合成樹脂、棉花纖維、前蘇聯的破布等「回收材料」合成熱固性塑膠來打造車身，開動時轟隆隆巨響，噴出陣陣煙，被戲稱為「移動紙箱」、「塑膠轟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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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西德政府向東德居民發放100馬克的「歡迎金」，作為十歲孩子的Joyce得到50馬克。父母買了一些水果、朱古力、糖果和咖啡，然後將錢花在Joyce身上：買給她一個穿著粉紅色舞會禮服的Barbie Doll，還有Walkman和 Michael Jackson錄音帶，以及一個小加菲貓公仔。Joyce從小渴望得到一個Barbie Doll，但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品，東德當然不會買得到。大人曾給她東德自產公仔。「小時候我並不喜歡──那個娃娃是個孩子人形，並非像Barbie Doll一樣像個大人。」Joyce說。
柏林的卡爾．馬克思大街（Karl-Marx-Allee），東德最著名的街道，大道兩旁的樓房修建於1950年代，高大整齊的方形建築帶有典型的社會主義風格。當時整條大街被作為東德戰後重建的樣板工程，時至今日，馬大道兩旁的公寓相當搶手，帶着濃重的社會主義時期的色彩。
Veronika一家曾經住在家喻戶曉的卡爾．馬克思大道（德語：Karl-Marx-Allee），那種社會主義風格的高大方型大建築修建於1950年代，當時整條大街被作為東德戰後重建的「樣板」，時至今日，大道兩旁的公寓依然相當搶手。Veronika在郵局工作，丈夫是劇院的工程師，日子過得算是不錯。不過，他們訂購的Trabi車，足足等了十六年。
「我覺得前東德的生活容易許多，工作一切都是分配的。我的公司IHB （Ingenieur Hochbau Berlin）建造這些房屋，還建造了柏林電視台！」Veronika兒子Kay說，二十歲出頭時他在當建築工，1996年隨着公司破產，他和一萬多員工一起被辭退了。毫無面試經驗的他失業了一年，最後找了份當郵差的工作。
兩德統一後，東德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大量倒閉。多年來習慣了「鐵飯碗」、「大鍋飯」的東德人，一下子無法適應市場經濟下的競爭。
記者所遇前東德長大的一代人，他們有時候會懷念前東德時代表面上人人平等的平穩日子：東德政府為普通民眾提供廉價住房，教育、醫療等一律免費，當然僅停留在最基礎的水準。當時鼓勵全民就業，鼓勵婦女投身到工作，幼稚園、託兒體系和兒童康樂活動都是福利之一。然而，沒有人願意因為這些而希望回到過去——各種監視、控制，計劃經濟令國民經濟一蹶不振、物質奇缺、基本建設不足……
「婦女工作確實無後顧之憂，我女兒Joyce十五個星期大就送去了托兒所。」Veronika說，對於東德的生活她沒有怨言，但最可怕是無人可以避開史塔西的窺視。東德臭名昭著的間諜機構，運行着五十多萬名線人，收集了大量關於公民的數據。在東德短暫的四十年歷史中，前後一共有數十萬名公民成了史塔西非正式的通報合作者，即告密者。史塔西的標語是「我們無所不在」（Wir sind überall.），至1989年為止，東德約有六百萬人被建立過秘密檔案，已超過東德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為了徹底掌控人民的念頭和想法，那些正式與非正式的工作人員，把許多東德人民的資料彙編成檔案。
1974年，Veronika因與親戚關係不佳而被舉報。那一年，她不僅失去工作，還被迫使用一種特殊身份證，全年被限制出行，連東歐共產國家都不准去了。
取名字也不是自由的。Joyce便是不尋常的名字。1970年代和1980年代，東德父母為孩子起美國或法國名字十分流行。既然不能自由旅行，他們抓住使用外國名字的自由。
Veronika想給女兒取一個愛爾蘭小說家Joyce Cary，但為了得到當局許可，不得不到圖書團填一張表格，以證明Joyce這個名字確實存在。她家的傳統是給女兒取外婆的名字作為中間名，但因她和母親的關系並不好，所以她想給Joyce奶奶的名字。實際上，Joyce的親生父親來自非洲安哥拉，所以她得到一個安哥拉名字。但由於Veronika無法證明那個安哥拉名字確實存在，所以無法用來作為中間名。最後她選了自己最喜歡的名字Olivia，因此女兒叫Joyce Olivia.
「我在東德的童年過得非常好，我很感恩那時年紀尚小。後來圍牆不存在了，成長一路上都感覺我就是柏林人，已經沒有太多東與西的差異感。」在統一後的德國長大，Joyce喜歡冒險，喜歡新鮮事物，她選擇了在旅遊業工作。「旅遊教人長見識。」
圍牆限制我的生活 但是無法限制我的想像
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位於柏林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上，是冷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東德與西柏林進出的一個檢查點。1989年以前，任職傳譯的Cornelia Günther就在附近的「Mauer街」工作，辦公大樓正對着西柏林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她曾在心中想過無數次：「如果可以走過那100米的邊界地帶，到對面街Cafe Adler喝杯咖啡，該多好！」身邊同事聽後笑她異想天開。
小時候看德國兒童寢前定格動畫電視節目《我們的小沙人》（德語：Unser Sandmännchen）主角多麼自由可以去全世界旅行，甚至登上月球。Günther有一個心願：希望有一天可以去英語國家旅行。
她自小對英語和俄語學習很感興趣。但是在東德，一切都是規劃的。在考大學的時候，校長告訴她和另外一個同學，二者只有一人可以申請大學學位日後擔任翻譯和口譯員。然而，事後兩位堅定的年輕人卻決意申請了學校，結果Günther被柏林的洪堡大學錄取，同學則去讀萊比錫大學。
即使入了大學，Günther依然無法選讀她喜歡的英語專業，根據配額，她必須讀波蘭語和俄語。她悶悶不樂地度過了數月大學生活，後來碰巧有英語系的同學想學波蘭語，二人互換了學科，皆大歡喜。因為完全沒有西德的親戚，這反而成為了優勢。「沒有離開的理由。」她說。
圍牆橫貫全城將柏林一分為二 ，連車站都一分為二。柏林腓特烈大街車站位處牆東側，作為邊境口岸，是東、西列車的終端站，兩者的列車不再能相互對開到彼此的軌道上，而得分別停靠在站內的不同區域。 月台之間豎立起一道3米高的鋼鐵牆，兩邊的乘客雖然看不到彼此，但能聽到另一個站區內的聲音。1980年代，東德又加裝了隔音牆防止聲音傳遞。Günther上大學時每日搭火車去腓特烈大街，見到鳥兒在鋼鐵牆頂端的空隙自由飛來飛去，十分羨慕。然而，她從未想過要離開東德，只是希望有一個更好更自由的社會。
對她而言，翻譯的工作是她接觸世界的窗口，1970、1980年代，她為不少到東德演出的西方歌星做翻譯，例如Joe Cocker、Bruce Springsteen、Depeche Mode。
「限制中總是可以找到方法。」Günther說，東德人有種逆境求存的本領。「我們知道一切來之不易，對於目前所擁有的一切，不會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11月9日夜晚，她在電視上觀看了邊境圍牆的開放。就像那天晚上的許多人一樣，她不知所措，流着淚。那晚許多人步行或開車穿過Bornholmer大街的第一個開放的過境點，但是有一個場景她仍然記憶猶新：一名老婦站在東柏林最著名的地標側，即東西德邊境處的布蘭登堡門。由於不是官方的過境點，那天晚上還沒有開放。
這位婆婆哭着要求邊防士兵允許她走過布蘭登堡門，看一眼西柏林，然後再回來。她的眼淚最終使守衞感動了，他握住她的手，陪她穿過大門，然後往回走。周圍的人開始親吻邊防軍並給他們帶來了鮮花。他們似乎不再是阻止同胞前往西方的敵人。
只是想到牆後面的世界看一眼，這是許多東德人的心願。而當日堅持理想的Günther，如今足迹遍及全球。
鳴謝：visit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