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私營殘疾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兼社工張健華，曾被控與院舍年輕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 卻因女事主無法出庭作供， 二◯一六年獲撤銷控罪，他隨即以律政司無理檢控為由，向法庭申請索取訟費，令社會譁然。該院舍隨後更被爆出同年八個月內共有六名院友離奇身亡。
電影《白日之下》部分情節改編自上述新聞。殘疾院舍彩橋之家千瘡百孔，除有職員粗暴對待院友，院長章劍華（林保怡飾）更以雪糕利誘小鈴（梁雍婷飾）進入其辦公室對她肆意凌辱。期間，意欲闖入營救的院友明仔（周漢寧飾）被鎖進雜物房，最終他打開窗，在漫天霜雪的明媚白日下縱身躍下。
當年曾專訪康橋之家墮樓智障男童母親及院長張健華的前線記者，回溯當日偵查的進路，闡述傳媒如何依循不同證據與資料，從個別事件一步步摸索方向，建構更立體報導，呈現背後制度問題。過程中記者經歷了甚麼報與不報的考量，他們又如何理解及思考自己「第四權」的責任？
突如其來 深夜專訪張健華
二◯一六年十月十四日，張健華向法庭申請索取訟費不果，法官指被告獲撤控是被告幸運，並認為被告有自招嫌疑，拒絕其訟費申請。時任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形容這是香港版的《無聲吶喊》，發起聯署跟進。十月十七日晚，接近凌晨時分，當時為《明報》記者的葉真真致電當日休假的上司，告知張健華突然願意受訪後，連忙帶同攝記赴約。張氏的聯絡方式，由入行才一年的真真從不同渠道取得，她形容當時確是戰戰兢兢，「佢願意出來講嘢，是緊張的，那件事來得很突然」。
她憶述當晚訪問內容主要圍繞警方在張氏辦公室內垃圾桶撿到沾有其精液的紙巾。張健華在訪談中，強調自己無辜，宣稱乃夢遺所致。記者遂對五十八歲的張氏說法當場提出質疑，他回應指自己自青少年時期起一直有夢遺，有時通宵留守院舍，偶爾亦有此狀況，遂用卷裝紙巾放於下體，早上醒來時丟到垃圾桶。
真真追問為何紙巾上的精液含有他與女事主DNA脗合之混合物，張健華始向記者詳細描述事發當日過程，包括：女事主出現於其辦公室的原因是他要「勸她學乖」、為了安撫在桌面亂翻東西的她才「身體郁來郁去氹佢，叫佢出去」、女事主從垃圾桶內拾起一包紙包飲品遞給張氏，期間將垃圾桶翻倒，他聲言答應「你今晚乖，我先獎陽光豆奶俾你」，稱自己再擺動身體做出滑稽動作逗她開心，女事主終平靜地離開，說「可能她執起垃圾桶時有汗沾到紙巾上」。
葉真真事前有細看法庭判辭，留意到控方案情指女事主母親到院舍探望時，一名院友向其展示由電話拍攝的短片，藉機詢問張健華影片內容為何，獲得他「隔住磨砂玻璃，影我企喺度，行前行後，郁來郁去」的影像描述。張氏另向記者展示法醫檢驗報告結果，指女事主處女膜完好，說「證明」他沒有侵犯對方。葉真真將上述內容一一記述於專訪中。
訪問結束後，真真綜合張氏說法，馬上向專家求證。她最終於報導末段引述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意見，指五十多歲夢遺要用紙巾墊住的情況「不尋常」，而女事主DNA與張氏精液如何在不發生性行為的情況出現於同一紙巾上，更是「已經係好牽強」。
取得口供紙 披露女事主說法
「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 上得法庭，其實會有法律文件或口供紙」。那次搶先完成專訪的另一收穫，是從張健華手中取得案件口供紙，當中包括女事主於心理學家及女警在場下作出的錄影口供抄錄本，令女事主的親身說法終於曝光。其中，記者發現供詞中最少三次提到張健華於案發事件中向她露出性器官。由於需要時間消化及分析，組內判斷這部分先行留起，需再花一天整理。
這篇全港首個傳媒專訪於訪問短短數小時後刊出，張健華亦開始主動現身不同媒體進行錄影及直播專訪，令事件持續升溫。真真完成訪問後，馬上提出與偵查組同事跨組合作，展開進一步跟進報導。包括從口供節錄重點，從中找出疑點請法律專家逐點回應，並從獲得的閉路電視片段中重組張氏與女事主共處辦公室的時序，以及從法律層面分析撤控後是否「一罪不能兩審」等技術問題，寫成另一篇特稿，緊隨刊出。
「所有人都知情況咁差時，仲可以做甚麼呢？ 」
葉真真原是「勞福beat」（即專責勞工與福利相關報導）的港聞組記者，「劍橋」長者被脫光露天洗澡醜聞登上報紙時，她仍在大學新聞系讀書，畢業後隨即投身傳媒。接觸張健華前不久，她剛巧在時任議員張超雄引介下，與二◯一六年八月中於康橋之家墮樓智障男童梁子駿的母親完成專訪。突發新聞出身的她，那時對這宗墮樓事故依然印象深刻。真真指，此事原與張健華性侵案是獨立的「兩條線」，「社會還未關注張健華之前，梁媽媽這個角色，我們很想in-depth去做專訪之餘，已經密謀去做一些偵查報導」。發現兩件事竟與同一院舍有關，更於同一時期發酵，令包括她在內的記者們開始思考如何推進報導，「之後大家就開始發現原來「康橋」是好大鑊的，不單止有這個院長，也有很差的照顧問題。我們就真係去開始傾，究竟除咗好快地ad hoc做到張健華專訪，甚至上埋院舍（放蛇），其實所有人都知情況咁差時，仲可以做甚麼呢？」
當時，她從某些途徑得知，「康橋」的老闆正同時經營另一間名為沐恩的院舍，「咁第一個反應就是要求證」。「那時和偵查同事一起做。他很熟，話查就馬上查，查公司，有了董事名之後，再查他有無own其他（院舍）」。真真與同事決意披露「康橋」老闆所擁有其他院舍名稱，認為事關公眾知情權，「當知道『康橋』的情況原來這麼差，同一個人開的其他院舍，你仲揀唔揀這間呢，你自己去判斷」。查冊以外，他們亦透過放蛇、找當事人等方式，嘗試掌握院舍實際環境，了解是怎樣的空間容讓事故發生，「以我們的認知，點解會發生性侵呢，就是因為沒有人看到。無論疑似被虐待也好，性侵也好，去查件事，就是（查）點解可以發生到這件事情」。
記者專業就像篩子 「寧願準」放棄吸引眼球
傳媒行業競爭激烈，爭先求快。其他傳媒陸續爆出包括梁子駿在內，康橋之家八個月內有六名院友離奇死亡的驚人數字，並無通知社署；更揭露更多如有吞嚥困難院友被義工餵食麻糬嗆死、床上皮帶箍頸自殺、傷口發炎離奇致死等內幕。說到這一段，真真提起電影《白日之下》其中一幕：當記者曉琪放蛇時發現院舍人手不足，卻於社署派員巡查時出現影子員工，回到報館向上司匯報，指控社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卻被斥「無證據的報導就是誤導」，結果氣沖沖離開。
對戲中Eric取態，真真倒是十分理解及認同。她憶及自己在處理「康橋」報導時，亦曾遇上「報與不報」的考量，而這也是她所記得的一大困難。「我當時都有review其他行家寫的報導，他們出的內容，坦白講我都有收到的，包括有幾多個院友死亡、影子員工，全部都有。」她說，其中一種偵查手段是靠「source」，指自己都曾接觸到院舍員工，「行家寫的羅姑娘，我都收到，她之後也有出庭。八個月死了六個人，這件事情好可怕，我都相信是真的」。真真說自己很想將這些內幕寫進偵查報導，但最終經過討論後，組員間的研判是不可依靠片面之詞，除非找到「doublesource」或其他實證，「好想將真相報出來，但引述張超雄講死了六個人，跟在一篇偵查報導裏寫死了六個人，是兩種處理來的」。
她深知以報導揭發醜聞，等同指院舍繞過通報社署程序，是極大指控，「如果其實只有四個，我報多咗，你的公信力和職業操守、專業（何在）呢？」說着說着，她突然想到一個比喻，形容記者其實就像筲箕，「你出得街的內容，就是經你篩走咗的，你的專業就是去篩走一層嘢」。「我覺得我和同事之間的practice都是嚴謹，成日都話寧願準」。最終，《明報》決定不將這部分放大聚焦，改於港聞內頁引述「康橋」被指「同年內六人死亡」消息，尋求香港社會工作者總會回應，偵查組則轉而從其他角度深化議題。
抓緊時機 「逼」社會直視制度問題
「我覺得我的同事都好叻。一個fresh grad記者除了衝鋒陷陣，有無限精力之外，有些位置是你真的需要同事幫忙一齊去做」。真真從自己悉心收藏的剪報中，拿出一篇以「殘疾院舍規劃停滯20年」為題的頭版報導，仍清楚記得這一篇特稿是在甚麼情境下「傾出來」。「當時我們做了十幾二十個鐘，講緊係夜晚十一、二點，交晒稿了，跟住就開始傾，興卿含含（匆忙之意）的東西推晒出來了，大家可以拿到甚麼回去呢？」她說當時就是覺得「件事唔可以就咁完」，「社會可以因為這次慘痛的經歷後，點去避免？」她打個岔，說諸如照顧人手數字等「難入口」的資料只有發生「大單嘢」時才獲得關注，這也正是好時機，透過偵查「逼」社會正視。
「嘗試盡番記者應該有的責任，就是行返去實際（環境）幫將來，返番個制度」，真真笑說自己說法有點老套。他們於是翻查政府於一九九八年供津助院舍遵從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並與當時法例要求的《殘疾人士院舍規例》進行比較，發現每間有四十至五十人的嚴重殘疾人士院舍職員人手，從當年的三十五人大幅減少至七人；再者，一九九八年後的二十年亦再無任何社福規劃目標。記者們翻查多年的立法會文件、復康計劃方案及相關條例，她亦整理好數字，「做晒excel」，才跑去訪問當時仍在學院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但你是記者，不是學者，不是推出了人手的數字就算，還要找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她再透過殘疾人士支援團體找到一個個案，找到一位為兒子輪候津助弱智人士宿舍長達十五年的媽媽，讓正在制度裏受苦的人現身說法，從她口中道出多年過去，終獲告知排在輪候冊上第二位背後的隱喻：「要有人死才排前一位」，有力地呈現政府對社福資源的投放多年來毫無寸進。
盡好第四權責任 客觀穩妥呈現事件
「我今天再找資料，看到那個輪候時間（仍）是差不多。」根據社署最新數字，二◯二二／二三年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平均輪候時間為171.1個月，即約十四年。這種無力感，真真說自己相對看得開一點。電影中，新紮記者Jess（許月湘）好奇曉琪（余香凝飾）這些年來是否已對現世的不公感麻木，「一滴淚都無流過」，真真卻不如戲中回應般（故作）鎮定，說自己雖是相對大膽，但都會有情緒，「我同梁太做完訪問，其實反應很大。我覺得好難過，好慘，坐地鐵返公司 ，一直喊到返公司」。
她記得，梁太於整個訪問期間情緒都很波動，月曆上密密麻麻寫滿兒子的日程與往事，還怪自己將他送到「康橋」。「原來可能人手不足或者環境惡劣，最後一個人很有尊嚴地離開都沒有辦法。覺得她好慘之餘，好像沒有幫到她」。雖然如此，但真真強調自己不是想做「救世主」，「如果你永遠用一個心態，要做救世主咁去做記者，我覺得不如不要做記者，你去做一個制定政策的官員」。她如此思考傳媒介入現實的角色，「在我的角度，記者就是告訴你社會發生甚麼問題，這是我的職責……你覺得盡了你的責任去寫，這件事出來之後有轉變是bonus」。
相比現實因為報導有沒有出現改變，她更重視自己有沒有盡好第四權責任，「社會俾你嘅嘢，kind of是你的特權，你有一些rightof access。去查冊又好，甚至放蛇，你覺得不道德的事，社會是默許你去做。你有沒有盡你的責任，好好利用這些工具，這些方法，這些資源，去將這件事客觀穩妥地呈現出來？」她說起訪問張健華的那一夜，她徹夜失眠，說自己寫完一些相對重要的新聞，晚上在床上總會前思後想，明明反覆聽過許多次訪問錄音確認，依然會怕寫「錯」，知道只是對自己的不信任，「我覺得你坐下來接受我的訪問，我對自己有個基本要求，就是要『準』」，她笑說：「我想（就算）我做十年，都會有這個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