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馮欣荃希望用報道改變社會，決定入讀浸大新聞系。意想不到地，新人初到貴境，除了參與Ocamp（迎新營），迎接她的，還有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型社會運動。
傘後四年，由參與迎新到撰寫畢業論文，經歷退聯爭議、旺角騷亂、宣誓風波、反普抗爭⋯⋯。儘管不曾走進學運風眼，身處暴風圈外的浸大新聞系四年級生馮欣荃，作為一位關心社會和校政的學生，從素人的角度觀望學生會的現況，設想學運的未來，除了批判，也頓感無力。
學界對傘運的貢獻 不能抹殺
「想着想着，讀四年書其實也沒有認真學過什麼，最大的一課，也許就是year 1時的這一課。」馮欣荃說。
大學迎來畢業季節，大學生紛紛在社交平台換上畢業旅行的頭像，快將畢業的馮欣荃算是學生中的異類，在Facebook貼上中大百萬大道罷課的相片，撰文回憶雨傘運動。她自言四年大學生涯過得平淡，79日佔領是她經歷最深刻的一課。
進入大學校園不過一個月，馮欣荃便遇上學界組織922罷課，不少「組爸媽」亦鼓勵「仔女」出席，雖然並非晝夜留守的村民，或站在最前線「衝」的一羣，但她自言思想上受到深刻啟蒙。她指中學時已有參與反國教運動，但仍未有如此強烈的立場，但升上大學後有更多渠道，更有空間分析。
不少輿論批評學聯在運動中後期進退失據，馮欣荃認同可檢討行動部署，但不認同其領導是全盤失敗，認為不能抹殺學界對運動的貢獻。馮指佔中三子籌劃佔中多年、預演多次，但仍未實行，能號召的群眾有限。反之，當年大學生十居其九也是應學聯、學民思潮在網上號召而出現︰「學生團體號召學生出來，一定容易過政黨或佔中三子。」
馮認為Year 1、2時社會上發生大型運動，當時學界在社會的影響力相當強。其後退聯，加上大專學界出現「斷莊潮」，儘管在社運上偶有曝光，社會角色已不復當年勇。
含淚投票背後
傘後去組織化、個人主義情緒水漲船高，去年多間院校校內展示港獨橫額及標語，引發一連串民主牆風波，有學生在民主牆上貼上「學生會不代表我」的標語，更聲言要集體退出學生會。
馮欣荃指出，沒有立法會議員能吸納百分百支持，學生會亦不可能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故必定會惹來批評。惟她認為「學生會不代表我」的論者亦應反思自己有否用實際行動，令學生會吸納更廣泛的民意。「有無嘗試向學生會反映，令到對方能更代表自己？如果又不投票，又不表態，又不提出意見，支莊當選之後就話不代表我，有點打橫來講。」
不過馮亦坦承，近年浸大學生會周年大選的投票率低是不爭的事實。據了解，浸大學生會的投票率近年每況愈下，最高一屆不過14%左右，今屆甚至因為投票率不足10%而流選。
除了今屆因身在外地交流而未能投票，馮欣荃以往三年都有在選舉中投票。她認為浸大投票率低下，其一原因在於「無得揀」。她表示，四年來學生會都沒有「撼莊」，只有一支內閣參選，影響同學投票意欲。「同學會有種心態係，投又係佢，唔投又係佢，無競爭，投唔投都上到莊，咁投嚟做咩？」她認為選舉中甚至有「含淚投票」的情況︰「好多時候為了不讓學生會『斷莊』，都會夾硬畀支莊上。」故她認為即使學生會當選，但能否代表學生聲音，有時值得商榷。
同學愛Ocamp 不理社政
學生會本着為學生而設立，但與學生之間的連繫是否足夠？馮欣荃認為學生會向會員的宣傳並不足夠，她指一般而言，候選內閣的文宣會印有候選莊員的資料和相片，「基本上，係一幅好靚嘅文青相。」收到如此一份文宣，不足以說服她向內閣投下信任一票。
至於政綱，她認為同學難以接觸到一份具體和詳細的政綱，她了解的外務政綱亦流於口號︰「例如支莊話係港獨莊，會用咩行動去實踐或推動香港獨立？又或者支莊支持以民主派舊有方式辦事多啲，但會重返學聯定點，又無清晰立場。」她期望學生會在選舉時能更公開透明，「落地」向同學講述內閣理念和立場︰「一些爭議性政綱，至少在擺街站時就用大聲公講清楚。」
那麼，同學在茶餘飯後對學生會的討論又是否熱烈？馮坦言，除了退聯、佔領語文中心等大事以外，很少會與朋友討論學生會的外務與校政參與，她指身邊很多同學較重視學生會提供的福利和活動，「很多學生費盡唇舌去批評學生會Ocamp搞得好不好，食物夠不夠，但學生會在社運的領導角色就認真少人討論。」
另一種行禮如儀？
除了投票，馮欣荃亦有留意學生會動態，但坦承較少參與學生會的諮詢會和常務會議。據她在校內的觀察，不少諮詢會的空凳比出席人數還要多。她認為問題在於諮詢會非以議題式分節進行，同學難以了解當日討論重點，程序亦繁複，減低出席意欲。
馮亦形容常務會議「好多水分」︰「會上很多時候談及學生會日常行政，作為普通學生好難會感興趣。亦有『老鬼』花時間『con』(consult，質詢)下莊，當我坐4個鐘，有幾多時間真是在聽學生會報告校政，或者未來會參加甚麼社會事務？」
馮憶述，在傘後除了學聯的制度和內部問題備受質疑，當時亦已有討論指學生會程序繁複，制度僵化，未能連繫羣眾。她期望有人會嘗試檢討體制從而改革，拉緊學生會和學生的距離，但三年過去，一切彷彿原地踏步。
她認為，學生會理想的領導模式，其一是在參與行動前收集意見，得到民意授權︰「不能說你當初選了我出來，就代表我整個任期，都可以自己話事，完全不聽民意」。馮欣荃指出，行政上雖不可能每個議題也搞公投，但至少要擺街站、辦論壇，尤其在上任前不能預視的大型社運。
其次是帶領同學參與社運。「未必人人夠膽自己一個去遊行集會，有一支學生會會旗，部分本身不敢出來的同學才會有動力跟隨。」
仍等待改變
「但四年間，面對著各種荒謬，大家又好像學懂了一笑置之。」馮欣荃無奈的說。
四年大學生涯，馮欣荃除了獲得一張沙紙，上了寶貴的一課，更得到了一份沉重的無力感。當民選議員被褫奪議席，「一地兩檢」通過本地立法，國歌法即將壓境，廿三條仍陰魂不散—當荒謬成為日常，即使是暴風圈外圍的素人，自言紮根香港的她，亦只能在Facebook撰文，以笑解嘲。
大學是學生運動的搖籃，學生是社會運動的中堅。馮認為社會氣氛固然會影響大學生參與學生會的意欲，但不只是令學生會「斷莊」，亦是對整個社運界的打擊︰「香港已經再沒有社運氣氛。」
「如果在不遠的將來，沒有一場大型社會運動發生，我是悲觀的。」她指，傘後學界的影響力不復當年，亦少有具號召力的學生領袖出現。
而學生會面對會員的期望和苛責，「上莊努力付出這麼多，到頭來又能得到甚麼？分分鐘做錯一件事便被人罵足一年，做得好亦沒有掌聲。」她認為下一代未必是「玻璃心」，但也未必願意承擔上莊的責任。
「學生會不只是一個學生社團，更有兩個面向。在校內，與不同團體溝通，爭取同學福祉，必要時與教職員合作，參與校務會議，幫忙爭取校政。在校外，必然要代表大學生發聲，始終大學生是社會上具說服力的、有思想一羣。」她仍然相信學生會有其社會意義，寄語有抱負的大學生要勇於挑戰權威，改變僵化的制度，令學生會更能凝聚學界的每一位。
「當然會有人願意去改變，我仍然等待這班人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