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完場》導演專訪】從保育皇都戲院到拍攝歐德禮紀錄片 重現被遺忘的香港 《尚未完場》聯合導演祁凱達：自己歷史自己寫，再行多一步，就是自己故事自己講。
《尚未完場》兩位導演祁凱達（Haider Kikabhoy）、徐岱靈（Dora），同為文化企業「活現香港」創辦人，曾發起保育皇都運動。在成功使皇都戲院升級為一級歷史建築、逃過清拆命運之後，他們決意再下一成，把鏡頭對焦一手築起這座偉大戲院的巨人歐德禮，把他的名字從歲月堆疊的頹垣敗瓦中搬上大銀幕。《尚未完場》所記錄的，不單是歐德禮的香港故事，也是Haider他們如何大海撈針嘗試還原歷史碎片的艱難過程。
觀眾看畢電影，不但會驚訝戰後的香港竟聚集了眾多奇人異士，也會被拍攝團隊那股一心一意查史尋真的傻勁所感動。「自己歷史自己寫、自己故事自己講。」不論鏡頭前後或訪問期間，Haider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口邊。如今回看歐德禮所處的香港，那段被湮沒的歷史於今時今日有何意義？
誰是歐德禮？
誰是歐德禮？誰是歐德禮？誰還記得他的名字？誰還知道他？
Harry Obadofsky，一八九六年生於埃及開羅，是俄裔猶太人，少時在上海接受教育，離家出走去日本跳踢躂舞，及後移居美國，改姓Odell。兩次世界大戰，他都走在前線，一戰時代表美軍在法國參戰，戰後來港定居、成家立室，取中文名歐德禮；二戰時他加入皇家海軍後備隊，參與香港保衛戰，受傷、被俘，關在亞皆老街集中營。直至香港重光，他也迎來第二生命，人到中年才瞓身投資娛樂事業，於五十年代創辦萬國影業公司、璇宮戲院，廣邀海外音樂名家大師來港演出。六、七十年代，Harry Odell已是國際知名的Impresario娛樂大亨，而在香港，就連的士司機也知道歐德禮的大名。
他走遍歐美亞非四大洲，最終以香港為家，長眠於此；他的一生曲折精采，堪比電影情節。但是，他活躍香港的年代距今已逾半世紀，而他一手創辦的璇宮戲院（皇都戲院前身）也早已人去樓空——這樣一個人物，是遙遠的傳奇。
「這個西方阿伯，他又不是明星，人們為甚麼要來看他？Who is he？So what？」Haider經常禁不住這樣問自己。
《尚未完場》在今年四月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口碑載道，優先場、包場放映反應熱烈。Haider坦言，從沒想過這齣紀錄片會如此受歡迎，感到喜出望外，「因為這部電影的主角是歐德禮，一個過身幾乎五十年的歷史人物。他曾經叱吒一時，他很重要，做了很多事，但是他去世之後，幾乎再沒有人講起他做了甚麼，完全被歷史遺忘。」
戲裏戲外 尚未完場
他們沒想到《尚未完場》真的「尚未完場」，自從電影上映以來，他們陸陸續續聽到更多與歐德禮有關事跡，令他們對歐德禮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也解答了一些他們長久以來的疑問。「歐德禮舉辦的音樂會，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或者去過？」這條問題，不論是兩位導演還是觀眾，都很好奇想知道答案，「因為（門票）貴、唔平，別說那時，現在又多少人去聽（音樂會），何況現在已經普及了很多。那麼，那時一定是很小撮人去過。」
不過，Haider最近得到一些新線索。《尚未完場》中有載，「世界口琴之王」Larry Adler曾應歐德禮邀請，在皇仁書院舉辦演奏會，大師抱怨窗外電車「叮叮」聲太嘈，側寫香港欠缺表演場地的情況。事實上，歐德禮曾數度邀請Larry Adler來港演奏，座上客之一，包括一位名為黃湛森的年輕人，也即後來香港最偉大的作曲家、填詞人黃霑。黃霑從小喜歡吹口琴，日後音樂創作中，也常運用口琴元素，包括張國榮主唱《當年情》那瑯瑯上口的前奏。「Adler是其中一個頂級口風琴大師，舉世知名。每次他來香港，黃霑都有去。」那時的黃霑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他不算是最窮的，但他一定不是有錢人，可能是買學生票，可能有老師買票給他。」
這段黃霑軼事，是Haider今年四月從流行文化研究學者吳俊雄博士口中得知的。吳俊雄是《尚未完場》受訪者之一，Haider說他當初一口便答應了訪問邀請，而非常熱心協助研究和拍攝，Haider引述他說：「他對奇人異士特別有興趣，他最有興趣就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是一個甚麼地方。」
吳俊雄曾為黃霑博士論文導師，在黃霑過身後一直整理其書房遺物，包括大量手稿、筆記，「他（吳俊雄）很想知道，黃霑小時候，他的營養、他的靈感來自哪裏？黃霑before he was famous，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去看甚麼電影？聽甚麼歌？他去哪裏吸收他的靈感？」
「我們現在知道，他（歐德禮）間接地啟發了黃霑，因為他請過Larry Adler來表演。歐德禮和香港流行文化大師是有關聯的，是有影響的。」他語氣堅定地說。
文藝沙漠播種者
Haider又舉了另一例子，《尚未完場》曾輕輕出現了一張印度民族樂大師Ravi Shankar的海報，「Ravi Shankar現在可能沒甚麼人認識，不過我想大部分人都認識他的女兒Norah Jones，他是一位印度樂器Sitar（西塔琴）大師，就連The Beatles也在六十年代跟他學藝。Ravi Shankar六十年代來過香港表演，我見過一張剪報，是許冠傑在大會堂後台和Ravi Shankar的合照。」那場音樂會，自然也是歐德禮穿針引線舉辧的。Haider後來也聽吳俊雄說，Ravi Shankar也是黃霑另一個靈感來源，黃霑為徐克執導的電影《青蛇》配樂，其中有一首充滿印度風情的插曲，便是受Ravi Shankar所啟發。Haider也提到，作家馮睎乾看了《尚未完場》，多番查問後撰文分享寫道，著名電影人譚家明、陳韻文少時也常在璇宮戲院看電影、聽音樂會，陳韻文仍清楚記得當年看古巴大樂手Xavier Cugat演出的情形。王家衛電影《阿飛正傳》中張國榮獨舞的經典配樂，便是來自Cugat的演奏；這是潘迪華給王家衛的點子，而譚家明是《阿飛正傳》剪接師。
「其實不知不覺地，歐德禮影響了香港七、八十年代文化界重要人物，我覺得知道了這些事後，填補了一些洞。」Haider說，「最緊要是歐德禮他有份播種，即是他創造了六十年代很豐富肥沃的文藝土壤。」
關於戰後香港社會的主流歷史論述，往往只是十分平面、單調地概括，離不開「戰後重建，百廢待舉，很多難民湧入香港……」之類簡單帶過，Haider無奈說：「好像現代的香港，是七十年代才出生。」但是從歐德禮和他的璇宮戲院身上，Haider看到不一樣的戰後香港，是多姿多彩、兼容並蓄的，「簡單來說，（香港流行文化）七十年代開始好蓬勃，但是沒有六十年代，就沒有七十年代，沒有五十年代，就沒有六十年代。」
如吳俊雄在《尚未完場》所總結：「五十年代香港這個地方，集齊五湖四海的人，他們不是那麼計較自己來自哪裏，也不太計較其他人來自哪裏；口邊不會常常掛着愛不愛國，不過有時候會瞓身投入歷史洪流之中。」Haider對這段說話感受很深：「我想，那是一個很有character（個性）的年代，很多可能性的年代，這很吸引我。」身處這段歷史洪流中的歐德禮，便是抱着「一試無妨」的冒險精神在五十年代開創起娛樂王國，「歐德禮一生有很多大起大跌，但又冇嘢喎，衰咗又再嚟過，笑罵由人，好有味道，好吸引我。」
不過，他也承認，他和Dora在拍攝期間常常擔憂，不斷問自己：「是否只有我們兩人喜歡歐德禮，是我們在自high嗎？別人為甚麼要來看我們的電影？」他們反覆叩問、思索，「最後，我們盡量想拍得出的，就是戰後香港那種特質。我想，是五十年代『試下先，唔得咩？』那種氛圍，那時候好像很澎湃，有很多動力，又沒有很多規範，那時候甚麼也沒有，也就是甚麼都可以有，你試咗先啦，做咗先，失敗了就再來過吧。」
傳奇的主角是香港
Haider與Dora歐德禮非親非故，相距半個世紀的時空，現在卻成最了解歐德禮的人，他這樣打趣形容他們與歐德禮之間緣份：「我成日覺得我們是『撞鬼』。」他們是從保育皇都運動而深入研究歐德禮的事跡。Haider與皇都戲院結緣經過更是奇妙，時間一晃，幾乎廿年光景，他說是「好多九唔搭八的挐掕（音：啦能）撈埋曬一齊」的旅程。
他第一次認真記得皇都戲院，是在二○○五年聖誕節；其時他還在英國生活，每逢十二月回港探親。那年他買了胡恩威所著的《香港風格》一書，希望了解更多香港獨有的設計和城市景貌，他從書中看到一張從英皇道拍過去皇都戲院大相，建築物骨型屋頂捉住了他的眼球，讀到胡恩威所寫，其建築風格屬蘇聯建構主義，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幾年後，他在倫敦Tate Modern看了《Rodchenko & Popova Defining Constructivism》展覽，了解到有關蘇聯建構主義藝術和設計所代表的進步思潮，又再間接加深了他對皇都戲院的迷思。（不過，他後來向建築學者李浩然、黎志邦求證，獲回覆指，皇都戲院屬蘇聯建構主義風格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猜測，可謂美麗的誤會。）他與皇都戲院真正相遇，是在二○一二年初。那天陽光角度正好，讓他得以看到皇都戲院巨型廣告牌下的《蟬迷董卓》浮雕一隅，他覺得美得好像吳哥窟，「I got very intrigued.（我非常之感興趣）」。
翌年，他和Dora、陳智遠和鄒頌華在一起創辦活現香港，他們第一次帶導賞團，便是以皇都戲院所在的北角為目的地。「我們四個人都很喜歡去旅行、聽故事，覺得外國大型旅遊城市都會有導賞團，但香港好像沒有甚麼。等別人來開始，不如自己開始。我們的團都是講歷史的，大家喜歡這個地方，覺得有很多有趣、奇怪的東西，大家很有意見、有自己的看法，才會想做導賞團。其實現在回想，這裏也有自己歷史自己寫的精神。」
二○一五年傳出地產商收購皇都戲院消息，活現香港發起「活現皇都」行動，Haider與建築文物保護師吳韻怡先合力撰寫《舊皇都戲院文物價值評估報告》，「當時的目標很簡單很清晰，就是令皇都做到一級歷史建築物。很幸運，一六年十二月做到了。不過我們沒有因此而game over，我們都『尚未完場』，因為它做到一級歷史建築物，不代表它一定留得下，所以我們要確保這件事（原址保育）會發生。」
Haider現在回想：「最初，我對皇都戲院的屋頂設計很著迷——它對我來說就像恐龍骨！很多年之後，我才開始對歐德禮及其背後的故事產生興趣——我覺得這些故事比建築物本身更加重要！」
他記得在二○一八年五月，讀了一本有關國泰電影歷史的書籍時，看到一幅書信的圖片，得知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早年從事律師時，曾親自幫歐德禮的二子、新加坡國泰機構駐港代表歐德爾（Albert Odell）打官司。得聞這段小插曲，他馬上轉發給活現皇都團隊，Dora反應很大，連番驚嘆：「不得了！點解歐德禮這個人好像甚麼都關他的事？有冇搞錯，你究竟係邊個？是何方神聖？點解咁巴閉？」Haider記得Dora這樣比喻歐德禮：「好像一個寶盒，你打開來，就可以牽扯到很多東西出來；或者等於『芝麻開門』，你走入去，你就可以認識很多不同世界，跨時空、跨地域、人和事，歐德禮不亦是以前香港發生過的事，遠至東南亞，歐德禮講到很多東西，講到香港文化、歷史，講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商埠的特性，講到猶太人在香港。」
因此，紀錄片編導出身的Dora，有強烈的直覺相信，「這個人很有潛質成為一個紀錄片的人物」。對於沒有拍攝經驗的Haider來說，他也認同紀錄片是講述歐德禮故事最普及、最直白、受眾最廣的方式。既然歐德禮被歷史遺忘，那便把它重新帶到觀眾面前；既然戰後歷史論述單調片面，那就重現當時的繽紛鮮活的香港。
Haider自己也在紀錄片中粉墨登場，親自講述他們尋訪歐德禮事跡的過程；他坦言起初「不想做個上鏡的人」，但寫了紀錄片文案初稿後發覺出了問題，就是欠了一個人去串起眾多人物，於是他便成了貫穿全片的歐德禮「說書人」、「講古佬」。
「很老實說，歐德禮是引子而己，電影主角是香港。」
續說香港故事
若留意到Haider的姓氏Kikabhoy，想必也會對他的身世好奇。他的爺爺、嫲嫲，各自的爸爸都是印度人，媽媽都是中國人，但他們二人都是在香港出生。「雖然別人一看我的英文名，都會問我是哪裏人、會不會說廣東話，但其實我的家族比很多華人家族在香港的時間長得多了，因為我已是第四代（香港人）了。」
「我出生在香港，但我在英國讀書、工作、生活，總共是十三年。」二○一一年他決定回流香港，「終於返到屋企」，他卻感覺香港好像一個新的地方，處處充滿好奇，於是他決定從自己的家族史開始認識香港，「我記得回來頭六個月，我找了十四個親戚聊天喝茶，同時跟他們做口述歷史紀錄，不為出書或任何活動，純粹想知道以前香港是怎樣知道自己家族歷史，其實是認識香港的演變、香港是甚麼地方。」
他後來創辦「活現香港」，組織導賞團，再到拍攝《尚未完場》，可以說都是因為他熱中分享香港的故事，「我喜歡這個地方，我有些看法、有些意見，我有自己的演繹，我話俾你聽，睇吓你buy唔buy我的說法。講的過程中，其實自己不斷認識很多東西，很多誤會可以修正，有很多人會補充一些新的細節給我聽，慢慢地就變成crowd source。」
而影響他很深的人，是他那愛講故事的媽媽，「我對五十年代的舊戲院，六、七十年代年輕人所喜歡聽的歐西流行曲，或者他們去哪裏蒲，我對這些很大興趣的原因是我媽媽，因為她就是那一代人。我媽媽很喜歡講故事，她經常講起，耳濡目染，講得多我都有點興趣，我都想知道多些。我從來沒有想過，小時候我媽媽傳給我，現在我跟其他人講。」
Haider近年透過不同渠道講故事，講着講着講到大銀幕上，他坦言性子怕羞，本不欲上鏡，最終還是想通了：「我們常說，自己歷史自己寫，再行多一步，就是自己故事自己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