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 & Jason 醫者父子 相約在急症的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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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 Jason 醫者父子 相約在急症的最前線

急症室工作雖然辛苦且壓力大,但Jason從未言累。

張金源(Ken)醫生今年五十有九,蓄一頭瀟灑銀髮,三分一個世紀都在急症室中奔波,留在最前線面對民間疾苦。坐在他身旁,穿一件白色恤衫,相對內斂,是他的兒子。六年前,兒子張臻善(Jason)隨父親昔日步伐,緩緩跨進ER的大門。兩父子,同一所醫院,同一個部門。

 

阿爸Ken先在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工作,然後轉到屯門醫院急症室,默默做了三十三年。兒子Jason一畢業就直接投入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至今六年。

 

「急症室對大部分醫生來說,只是一個中轉站,一塊踏腳石。好少人會留在急症室這麼久,我們兩個都算非典型,是異類。」公立醫院急症室工作絕對不討好,可是他們兩父子就在這個見盡生死的空間內堅持着。一切,離不開三個字──救到人。

 

「於急症室急救多年,我最記得心臟病發的病人。」心臟病往往情況危急,生與死都掌握於那千鈞一髮之間。Ken形容,有些病人心臟有事,可以進行電擊,即是可以動用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當你電完病人,他們甦醒過來和你說話,很戲劇性,宛如把他們從鬼門關扯回來一樣。」

 

如果是發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呢?

 

「我覺得別具意義。」Ken侃侃而談。

 

在急症室工作多年,Ken較深刻的,是心臟病發的個案。救回病人與否,往往在千鈞一髮之間。
在急症室工作多年,Ken較深刻的,是心臟病發的個案。救回病人與否,往往在千鈞一髮之間。

 

尋常的宴會 不尋常的突然離席

 

那一天,一家人在新年前聚會,慶祝長輩生日。席間,Jason舅父突然感到不適,「他吃飯吃得好慢,喝酒又喝得好慢,然後還要走到外面透氣。」他們最初不以為意,直至他請另一個親戚開車送他回家。那親戚送他回家途中,察覺情況有異,連忙致電Ken求救。「大舅說胸口不舒服,狂標冷汗,怎麼辦?」Ken和Jason一聽,心知不妙,急召救護車,而且第一時趕至舅父家。

 

進內一看,只見大舅坐立不安,忽然全身抽搐倒在沙發上。Ken上前摸手脈搏,卻摸不到脈搏跳動。「我是第一次在醫院外做『任何仁』,施展心外壓。(笑)」他幽默地說。事過境遷,當然不妨開玩笑,但回想當場,仍是險過剃頭。那時救護員亦已到場,他一邊與救護員配合,一邊進行專業救援,做AED,電了一次,又電了一次,接着又電了一次。第三次,脈搏終於回來了。他們打算把病人送到地面救護車,電梯從二十多樓落到地面之際,大舅一眸子終於能正常轉動,他跟眾人目光對接。數分鐘間,他已經從死亡邊緣回到人間。

 

生命,瞬間可以消失,但又可以在瞬間恢復。

 

臨危受命 幫助大舅死裏逃生

 

Ken和Jason兩人合力送他入院,幫他檢查,親力親為。「當晚要打針抽血,之後進了心臟科加護病房,還要電多一次,可想而知多麼危急。」第二天,他還得進行「通波仔」(心臟血管成形)手術。來到今天,撿回性命,走動如常,完全康復。「幫普通病人急救救回性命,當然開心。但這是我的親人,我救回他,對我來說意義更深長。」Ken形容,大舅本身又煙又酒,對生命一直抱着「煮到埋嚟就食」的態度。但今次讓他深深明白,自己的生命已經take 2(有第二次機會),能夠跨過,靠的是醫生的專業急救知識。

 

Ken雖然資深,但是深明急救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功勞。「急救是a chain of survival(一條環環相扣的生存之鏈)。就算我好厲害,只靠一個人也做不到,要每一個環節配合。」以大舅事件為例:要親戚察覺大舅身體不妥而尋求救助;要Ken對病情診斷正確;要Jason果斷召喚救護車;救護車上要有適當器材;要有人在病者抽搐時及時救援。任何一個環節只差一點點,結果都可能改寫。Ken行醫大半生,歷盡生死,可謂千帆過盡,但這事讓他重新感受到急救的意義。臨危受命,做該做的事,救回要救的人。

 

急症室的望聞問切

 

1980至1990年代,Ken堅決留守急症室,當時沒有急症醫學院,也沒有相關的專業訓練。急症的醫生像雜牌軍,只是來去匆匆的過客。進行急救的數百呎空間,像個中轉站,腳踏這裏,眼望前方,人人心裏面都在想,快點轉去專科,或者快點掛牌私人執業。沒有什麼人打算長期留在急症室,更沒有人打算做一輩子急症室醫生。

 

Ken是一個例外。

 

「我想做醫生,不是想做顧問醫生,不是想做部門主管。行政工作會令人無可避免地偏離醫生的本質,所以我選擇留在前線。」

 

他自1990年開始於屯門醫院急症室工作,來的病人,多數是草根,無權無勢。社會縮影,盡見於彈丸之地的急症室。

 

Ken寧願貼近民情,而不願高高在上。他最記得,有次有個老伯求診,說腰骨痛。老伯告訴他,他太太有腸癌,行動不便,剛扶完太太來醫院,自己的腰骨就痛。「如果只是腰骨痛,很簡單,開點止痛藥,然後叫他走就行。」

 

但Ken看到「腰骨痛」以外的細微處,他覺得有些事情不妥。老伯臉色異常蒼白,Ken耐心地從每個方面查問,進行較為整全的檢查。檢查肛門時,Ken發現老伯直腸有一個腫瘤。「老伯馬上問:『我是不是都患上腸癌?』我聽完很震驚,原來老伯帶妻子看醫生時,一早發現妻子的徵狀跟他完全一樣,但礙於要照顧妻子,又沒有錢,所以他根本不敢告訴別人自己也有可能患癌。」Ken續說,兩位老人都很為他人着想,兩老住屯門,女兒住香港,但怕給女兒帶來麻煩,一直相依為命,有什麼病都自行處理。「但這次不同,這次很嚴重。我跟他說,你一定要打電話告訴女兒。」Ken怕老伯說輕了,甚至熱心到要了女兒電話號碼,親自致電解釋情況。「作為醫生,在這個崗位上,幫到別人多少就幫多少。」做急症室醫生,熱血熱腸,但說到救人故事,輕輕帶過,好像那種事再平常沒有。

 

「我有好多醫生同學(做私人執業)都發咗達,哈哈。但我得到了很多他們得不到的樂趣。」他從來沒有想過,這種選擇,是一種捨\棄,一種犧牲。談到工作,談到壓力,從不言悔,依然樂在其中。訪問前,經常幻想急症室有如《妙手仁心》,經常出現林保怡在急救的緊張場面。但現實中,急症室一天約四百至六百個症中,大約多於一半都並不是什麼生死存亡的個案,更多的是幫助病人和輔導家屬。回望半生,最觸動他的,不是經歷過什麼世紀大事、生死時速,而是每一個和病人交流、互相交換眼神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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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他的目標:「救到人」和「幫到人」

 

時至今日,急症科已經變成一門專業,有自己的專科醫學院。急症醫生在病歷卡寫的,會有人看有人讚。急症醫生愈來愈受人尊重。愈來愈多年輕新血願意加入。Jason就是其中之一。

 

熱愛急症室工作的Ken,一度極力阻止兒子Jason投身成為一員。為什麼?

 

「急症不能private practice(私人執業),一定要在醫院。」Ken眨眨眼道。

 

即是怎樣?

 

「自私一點的想法是,阿爸搵唔到錢,如果你搵到會好啲喎。(笑)」Ken道出潛台詞。

 

可能Jason不夠喜歡錢,所以最終還是入了急症科。Jason告訴記者他當急症室醫生背後的想法:「急症室學到的事又廣又深,診症過程有如偵探,做事彈性相對較高。急症室醫生接觸病人,最初那十五分鐘,是十分有趣的。」他反問Ken:「你不覺得嗎?」

 

Jason選擇當急症室醫生,因為愛其彈性,可以面對病人最開初亦是最有趣的十五分鐘。
Jason選擇當急症室醫生,因為愛其彈性,可以面對病人最開初亦是最有趣的十五分鐘。

 

面對近年公立醫院負荷「爆煲」,前線醫護人員一直承受着巨大壓力。Ken說:「香港急症室是一個很奇怪的急症室,為一個不健全的醫療制度補底。政府就靠着急症室,彌補醫療制度的缺陷。」Jason續說:「但我們不會怪病人,因為整個社會現在真的沒有渠道給他們求助,所以才要來急症室。我經常提醒自己,我們一天看三十至四十個病人,但病人或病人家屬,其實只能見你一個。這個interaction(互動)對他們的意義很大。整個診症過程,可否比純技術的探討推前一些?」

 

兜兜轉轉,還是說回初心。「我們不會覺得是什麼犧牲,因自己在當中找到樂趣。只是想說,如果每個好醫生都不做(急症),當人們遇到急症,還有什麼人去幫他們呢?」

 

Ken雖是急症醫生,但公餘時不僅研讀急救科,還會鑽研老人科和精神科,了解不同病人的需要。Jason下班後,參與真普選醫生聯盟。在他們眼中,醫生「救到人」之餘,另一任務是「幫到人」。

 

子承父業當醫生不稀奇。但他們都當公立醫院急症室醫生,卻是絕無僅有。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阿爸說,從沒有薰陶阿仔行醫,阿仔也說,不是受阿爸影響而當急症室醫生。「順其自然啫。」記者信以為真,但可以肯定的是,阿爸改阿仔的名字為「臻善」,本來就帶有一種個人得失利害以外的期望。

 

人和高牆不同:高牆會麻木,正常人不會。今時今日,堅守急症室,不離棄,都是有心人。

 

阿爸說,從無薰陶阿仔行醫。阿仔又說,非受阿爸影響而當急症。只是二人理念相近,恰好於最前線遇見。
阿爸說,從無薰陶阿仔行醫。阿仔又說,非受阿爸影響而當急症。只是二人理念相近,恰好於最前線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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