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作家淮遠來說，寫作是興之所至，是生活日常。幾乎每天早上十時多，家住元朗的淮遠，便乘過海巴士到上環老茶樓飲茶。巴士駛過了西區海底隧道，停在西消防街。有次他甫下車，風起，他瞥見地上的枯葉在跳動，然後才發現是麻雀仔。於是他取出手機，草草寫下幾句詩，覺得收結不好，就先擱置，之後再續寫。
那間老茶樓的侍應總會為這位熟客留座。淮遠一人坐着，飲茶讀報，有時太太會伴隨，同枱飲茶，會分她一份專欄版。然後他坐上另一號巴士到灣仔，在一間西式麵包店，買明天的早餐。那間經常排滿人龍的麵包店，店員都認得他。夏天悶熱，排隊的人沒有冬天的多，不過，淮遠不介意排隊，對他來說，排隊的好處是很放鬆，諗吓嘢。又有一次，在門外輪候排着，忽然在腦海中諗到一首詩，關於灣仔的詩，又在手機裏記下。
寫作如此隨意，他甚少搲爆頭去想寫什麼題材，他覺得這樣沒意思。
他總愛在灣仔周圍逛，漫無目的地散步。有次遊着蕩着，蕩到太古廣場三期，當他剛把腦海中的詩句記下，邊走邊想，結果沒為意前方的大玻璃，一下撞過去，幾周後眉角還留有淡淡的一撻疤痕。
喜歡「躝街」的淮遠，是城巿的漫遊者（Flâneur），又像那些流連街頭的麻雀仔。他說，自己年輕時已經是在城巿遊走的一個「廢青」、「憤青」。而灣仔對他來說很有感情，是他的青年時代。那年他十七歲，無心向學，倒是開始擔任刊物《70年代雙週刊》文學版編輯，而雜誌社就在皇后大道東尾。
曾經的憤青
除了反叛的校園生活、偷書趣聞，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70年代雙週刊》的編輯日子都是淮遠經常憶述的往事。《70年代雙週刊》由莫昭如、吳仲賢等創辦，淮遠指，當年外間稱為新左派刊物，也可以當半地下刊物，而他編的是文學版，他說，編得很自由，好啱佢性格，「好多人話我好斯文，其實我唔斯文，我鄉下仔，本性好躁。我自小是波牛，通常都唔係好脾氣。球場可能未必足夠我發洩怒火，寫嘢或者日常生活無時不刻都會發火。」
至今他也認為，寫作是宣洩，而他對寫作有一個信念—寫自己真正認同的、內心真正感受到的事物，不能隱藏自己的性格。
生性急躁，橫衝直撞的他，當年遇上編輯部的前衛作風。「歷史，無論是對社會、文化都好。到現在，後世竟然會覺得以前《70》文學版做的，現在反而做不到。例如登過很多詩作，擺喺依家呢，都要坐監㗎喇。」他舉例，如邱剛健和癌石的詩是「太激，太三級」，「如今的人覺得當年的文學版很前衛，可以孕育一些其他文學園地容納不到的作者。」
那個遠去的年代，在後人眼中看來前衛的年代，親歷其中的淮遠也不時緬懷。他回顧筆下寫的多是舊事，尤其到了現在，更加懷舊。「因為時代愈來愈壞，有得比較之下，你會緬懷冇咁壞嘅時代，所以自然會寫懷舊嘅嘢。」
在壞時代寫詩
九十年代初期，他曾移民，「那年代已經壞，但和現在相比，那時已經冇咁壞。經濟上，沒有失業概念，唔憂做㗎。政治上是壞時代，但整體加埋，以前係個唔好唔壞嘅時代。六、七十年代，點壞都同依家冇得比。」他認為，很多人都覺得六十年代是一個壞時代，但他慶幸自己於那時代長大，是孕育到好多事的年代，「即使點壞，點混亂，係一個非常自由，思想、行動都自由嘅時代。」
「尤其是壞的時代，人人要宣洩，生活得比較悠閒，去對抗壞時代，我是做到的。」於是，他當起一個多產詩人。過去多年集中寫散文的他，距一九八七年自費出版的首本詩集《跳虱》（曾於二◯一五年復刻），於兩年間交出兩本詩集。
他說不是為了出詩集而寫，而是被動，是時代令他多產。
「有段時間不寫是睡不着，寫完瞓得着。我又不想逃避，惟有寫。」在今年出版的詩集《黑太陽你別高興》中，他形容這本是「嘴巴微張的呢喃，而不是張大喉嚨的吶喊」。其中不過是一年之別。他思索這個轉變，坦言：「像這個時期你會寫〈滿江紅〉式作品，下個時期你可能會寫『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這個氛圍的作品。不是每一個時期都要寫相同的作品。不是自己想變，而是自自然然會轉變。」
「壞時代，寫作都有好多困擾，寫唔寫，寫乜嘢呢？我覺得仲可以寫。有啲嘢你覺得唔適宜寫，咪唔好寫。我唔寫，或者所有人都唔寫，唔緊要㗎。」這番話，他說來語調平和，對他而言，寫作不是必須或強迫為之的事，唔使夾硬寫，因為只要有一口氣存活，人便是見證。「最近鄭明仁要寫『創建』，說找老友淮遠傾兩句。我就是其中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嘛。所以只要有人，就會有歷史。依家呢個時代冇人寫，下一個時代都會有人寫返呢個時代。只要呢個時代仲有人存在。」
即使沒有人來聲援
「有時諗起好唔開心，是很多同代人已經唔喺度。」在淮遠的作品中，不時緬懷已逝故友，像李國威、邱剛健，小克，都是一些他很欣賞、寫得很好的同代人。有時，他會稍稍代入他們的心情，坦言這樣寫未必公道，「因為佢哋走咗嘛。呢幾年社會變遷得咁急，佢哋嘅睇法係點，我唔知，佢哋當年係咁，依家未必係咁。但我會基於我對他們的認識和感情，覺得如果對方在生，都會咁諗。」
同代的朋友愈來愈少。他補充：「在生的不少，但仍寫的很少。」
從社交媒體上，他看到朋友的轉變，大部分人都沒怎麼大變，變是少數，如看法上的改變，或者當年會站出來的，如今不再站前一步。「間中會留意，佢點解唔出聲呀？點解會咁？我會知佢嘅轉變囉。無謂問啦，我問就鬧交喇。」昔日動輒頂撞吵鬧的淮遠，自言如今都收咗少少火，理解到何謂人生九品，「每個人都有權選擇方向思想，咁大個人囉，佢有佢嘅自由。」
在〈在對的時代寫詩〉一詩中，淮遠如此直白：「為了向寫好詩／或者想寫好詩的同代人致敬／我會厚著臉皮再次結集／即使沒有人來聲援。」
雖然今不如昔，但面對同代的退潮，他不怕只剩自己一個寫。「寫作是⋯⋯起碼你在寫的時候，是一件很孤單的工作。不似我做雜誌，做記者，改稿寫稿，同一張枱有唔同人，或者詩作坊時期，大家交流意見，可能不太孤單。但創作、自己寫自己嘢係好孤獨。」滿臉皺紋的他，說得淡然自若：「同代人死清光，對我嚟講，都唔會影響我寫作。最多我懷念多啲人，冇辦法。」
「我剛才說『人在歷史在』呢，就是希望每一代都有足夠的人去記錄、回憶歷史，對社會、對讀者都好。」他說。
讓讀者做見證
從前淮遠寫作，不介意沒有讀者，「冇人睇，我揸爛咗掉落廁紙簍都開心。」後來他開始理會讀者和銷量，「如果冇讀者，我可能唔寫。」
妻子經常問他：為何你的讀者如此年輕？他認識不少讀者只有二十幾歲，甚至曾經見過年輕讀者手上拿着那本絕版《跳虱》。「我也不明白這個現象。可能我個人比較⋯⋯又不可以說幼稚⋯⋯我鍾意新的事物，例如睇戲不會只看六十年代經典。我懷舊還懷舊，我覺得，你喺呢個時代，要做呢個時代嘅人，所謂貼地囉。」當然，六十有九的他也自知年事已高，「最有覺醒時，是我經過修頓球場，告訴自己：你唔得㗎喇，你冇得黐波打。」然後他又扯回去講讀書時運動好叻，踢波時是猜拳揀人的那個，他憶述起年輕往事總是笑得歡樂。
不過他並沒有負擔，他從來不覺得自己代表他那一代。「我如果有年齡上的帶頭作用，希望是鼓勵下幾代詩作者、文友都繼續寫。」他以《黑太陽你別高興》出版為例，限量二百本，既希望買的是他的真正讀者，也是不願書本過多積存，幾年後還在書架上，或者不知所蹤。結果預購在一天內售罄，他認為，這個成績對所有香港詩作者都是好事，是一個鼓勵。
「人在，歷史在。例如要談當年創建實驗學院，在生的學生，起碼我、小思，少數人還在，可以述說歷史。又例如我本書賣一百八十本，那麼這一百八十個人都是見證，他們買到書也可以傳閱。」
那麼，覺得讀者所見證的淮遠是怎樣的作家？
「我覺得是，忠實表現我對這個時代的想法和感情。」
〈麻雀仔〉淮遠
風吹枯葉跳
跳到眼前
變成麻雀仔。但願每天都可以
寫如此快樂的詩但願每天都不會
看見麻雀仔
跳到眼前
變成卷曲的枯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