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敘利亞內戰爆發，約旦成為了最大的收留難民之國。位於約旦和敍利亞邊境的Zaatari難民營開放。五年後，難民營的規模之大，已成為約旦第四大的城市。從高空俯瞰，近八萬名敘利亞難民居住的組合櫃。亮晃晃的一片白色，漫山遍野，在黃土上密密麻麻。
一種涇渭分明，井井有條的生命力，並非我們想像難民營的模樣。
傳媒報道的難民營，孤苦的難民總是衣衫襤褸，眼睛空洞的渡日。中東局勢經過數年不穩，難民營漸漸由緊急的避難所，變成暫時的居所，來自澳洲的義工便在難民營中觸摸到生命的韌性。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幾乎是個有機生命體，像城市一樣。」2017年初，聯合國難民署前線義工Phoebe Goodwin首次踏足Zaatari後有感。 Phoebe是建築系一級榮譽出身，亦是庇護所專家（shelter specialist），工作主要領導規劃難民營和緊急狀態應對。她曾在剛果、希臘難民營服務，營中凡是有關建築的，她亦瞭如指掌。
建立尊嚴 由社區廚房做起
如果你是難民，賭上生命離鄉別井到難民營，來到營地每天獲分發緊急營養補充劑、摺疊式盛水器、水桶、一張紫色的毛毯、一張塑膠帆布，入住家庭帳篷。這樣如囚牢的生活模式，外人視為「暫住」的地方，但現存最長的難民營足足存在了二十年，長遠應該如何規劃下去？
聯合國難民公署截至去年為止，就在128個國家，聘請了10800人，當中82％在難民營工作，Phoebe的工作是專注建築方面。
難民營融合不同種族與宗教的人，簡單如食，都是大挑戰。去年Phobe剛剛抵達希臘，超過四十個營區中，來自各種族、宗教，數以萬計的人：穆斯林、基督徒、伊拉克人、敘利亞人、北非人、中東人等都在抗議，只因食物來自希臘軍隊供應商，裝在密封膠袋中，質素曾被媒體廣泛報導為「惡劣」（dire）。「他們認為不公道，這不是真正的食物。」連月來，難民絕食抗議，大量食物被棄掉，每日所見所聞都是投訴——Zaatari曾經因為生活條件極端惡劣，難民多次抗議不成，有人逃亡暴動，最後造成一死十多傷。
很多國家收留難民後，對於在難民營設明爐供煮食有所保留，Phobe卻認為在難民營設「社區廚房」有必要。她帶領的「社區廚房」成為解決方法，即是按營中不同人口分佈，有策略地建造，安插廚房位置。例如安插廚房在營內十二區，按營中不同人口分佈，應付數百人、以至數千人的族群需要，每個廚房儘量保持小型，有數個爐頭，獨立運作。「我們並不鼓勵種族隔離，亦不會獨裁地左右他們一切，只要安排好，不同的人自然會佔據廚房，自行安排哪一間煮清真食物（halal），自己煮蔬果，亦更健康。」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背後的基本原則：難民可以透過煮食，準備自己的食物，得回尊嚴，自我價值和獨立。」
難民營第一守則：「他人的文化宗教需要得到尊重。」聆聽別人的需要，道理放諸難民營，談何容易。前年，她在剛果共和國的Lusenda難民營，當地多數收容2015年因政變逃亡的布薩迪人（Burundians），剛果人和她都懂法文，可以溝通，但布薩迪人只說Swahili(斯瓦希里語)，到頭來溝通還是依頼肢體語言。布薩迪人指出營帳有問題，只能指手劃腳。
「他們想建造清真寺禱告，便用泥、乾葉和木材建築起來，農村人習慣自己造房子。」Phobe雙手合十，做了一個形似房屋的手勢，笑道：「我們則保證不被拆掉。」她又有感而發，「至少生活按例行習慣如常進行，保留文化習慣，這應可以令他們不再迷惘。」
當難民營成為社區
一個家庭要生活，不止於一個瓦遮頭，難民營需要成為社區。
Zaatari正是中東最大的大型難民營，佔地5.3平方公里，由聯合國難民署管理。五年來，約旦是全世界接收難民最多的國家，光是來自鄰國的敍利亞難民便一百四十萬人次；當中的1/5，仍停留在難民營。5年來，隨邊境關閉，營內人口穩定，如今初具秩序，踏入「過渡階段」。
首要問題是「住」，拆掉臨時帳篷，運來一個組合櫃，壽命只有10至20年不等。Phobe說，要定下長遠規劃，選址時必須預測未來人數、額外空間、計算坡度，到定時評估組合櫃的狀態，了解難民需要，制訂策略等等。換算成工作這意味着長時間的深度訪談，無盡的會議，不論跟難民代表，還是營內超過四十個人道援助機構⋯⋯只為了一件事：人性化規劃——這是她在建築系學到，必須貫徹始終的意念。
若果組合櫃出現破洞裂縫，是他們自行維修嗎？“Oh yeah! Beyond that! ” Phoebe一臉理所當然。她說，難民的小創意常常令她訝異。她指着一張張照片，滔滔不絕解釋：一個組合櫃最多可以住六人，每個組合櫃漆上阿拉伯文的分區分號，他們往往循環利用各種物料，自行建造花園、走廊；睡房裡有自行組裝的雙人床，完善的廚房；十九人家庭將九個集裝箱連起來，按足敘利亞的傳統建造大集院，甚至有天井⋯⋯，「全部各有個人特色。」
物資從何來？有人的地方，當然就有經濟，Zaatari離約旦首都十公里，已發展出3至4千間商店。由婚紗、蔬果到電器，什麼都可以買到，絕對不落後，發展出一套非正式經濟。
難民長久居住，需要想辦法融入當地社區，亦需安排孩子上學，正好一石二鳥。Lusenda難民營的布薩迪人兒童，他們安排到剛果當地學校，一起上學；Zaatari亦是一樣，幸而難民大多來自南敘利亞，與約旦人文化相近，亦有其他機構設立簡陋的遊樂場，運動場等。
她眼中的難民從不是坐以待斃的「伸手黨」，「我們並不能照顧到他們的一切需要，說到底我們只提供人道援助，非常基本，協調不同的機構，肯定活動當中沒有遺漏的地方（gaps），若果有，我們就補位。」
走出營地，生命何去何從
她仍然記得，曾在希臘遇過一個敘利亞年輕人，他受過良好教育，衣冠楚楚。家住大馬士革，經濟學系畢業後，戰爭爆發，其父遭受迫害，他也被抓去折磨。那個青年逃跑後只好孤身上路，橫越地中海。在等待重新安置期間，努力學法文，現於法國靠他的薪水支援在戰禍中的家人。
「即使經歷巨大的不幸，離開正常生活這樣遠，面對無法控制的逆境。他們生命的韌性，堅持生活的力量常教我感動。」訪問中，她一再強調，不要妖魔化難民，「聽他們的故事非常重要，他們只是跟你我一樣的人，我們也可能陷入一樣的境況。」
Phobe身為澳洲人，2015年到前線工作前，曾自行去過悉尼的難民營地。「我只是嘗試借出我的耳朵，給受羈留，痛苦的人，令他們覺得在外有人在乎他們的故事。」澳洲政府因Manu islands上的禁閉營受國際譴責不人道，她絕對不同意澳洲政府的做法。她苦笑道：「難民營不可長久，是最後解決辦法，最好是當地政府願意吸納他們，然而總是各有原因。」
Phobe永不能忘懷，剛由希臘來到Zaatari難民營，某人的牆上畫了藍白色的塗鴉，彷彿Santorini的渡假景觀，她微笑說：「這是對希臘的致敬。」現時許多難民苦於滯留難民營，他們沒有忘記，離開是為了回家，孤身走過八百里路雲和月的絕望，總會化為生命斑斕的色彩，在超乎想像的地方盛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