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年輕時有幸在巴黎居住，無論以後你去到何地，巴黎都會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場流動的盛宴。」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如此形容巴黎。巴黎是一個過客之地，每個人都帶着各自的味覺回憶來到小城。筆者同為異鄉人，嘗試以食物作垂餌，勾出不同人的前世今生，品嘗生活中的快樂與憂愁。
法語課遇上銀髮紳士
法語課的班上，坐着十來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在運動外套與牛仔褲之中，唯獨Edward Tuddenham穿襯衣與西裝外套，偶然還會披上一條羊毛圍巾，一副老派紳士的打扮，一頭銀髮相當矚目。
Tuddenham甚少說話，被老師點名也是結結巴巴的說幾個字，濃重的美國口音，毋須自我介紹，就知道是來自何方。
一次作文活動，我們被分派到同一組。老師要求大家，用未完成式虛構一個人物的生平。
我提議寫一個窮家女賣身養家的故事，Tuddenham索性加入法國大革命作為時代背景，女主角到舞廳工作，意外被革命軍大火燒死。我倆以破法語寫成的《孤星淚》，被老師評為 “Qelle horreur”（多可怕啊）。下筆時我倆卻是樂不可支──至少，那是我們難得能用法語開玩笑的片刻。
沒有抽水馬桶的巴黎
我們漸漸地成為朋友，一星期見一次面，吃個午飯或是逛博物館，一點一滴，我聽着他說巴黎的故事。
那一年暑假，他才十五歲，第一次踏足巴黎。年輕人眼中的時間，是扁平的，光明之城滿街滿巷的歷史遺蹟，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美麗裝飾，一切都是浮光掠影；一切都是青春而輕浮的。1968年的巴黎，不少人的家中還沒有一個像樣的抽水馬桶。衞生設備落後，是Tuddenham對巴黎的第一印象。
五十年後重遊舊地，一切都變得饒有趣味。即使是路邊一座看似尋常的銅像，他也能侃侃而談，恍如一本流動百科全書。閒來無事，我們會結伴去看一些千奇百怪的當代藝術展；有時，我甚至會帶他做一些嚇破膽的事情，例如是爬上我家屋頂觀看巴黎市景。
起初，我會留意到街上人的目光─一個相對年輕的亞洲女性，跟一個銀髮西方紳士走在一起─總是令人浮想聯翩。我討厭這種假設，但同時也學會無視旁人的想法。我知道，他喜歡找我打發時間，大概是因為他可以稍稍忘卻自己的年齡和責任。
1978年，Tuddenham以優異成績，完成哈佛大學法律系的學位。他沒有馬上跑到名牌律師行執業，反倒落戶鳥不生蛋的德州Hereford─一個人口低於兩萬，以種植洋葱和棉花維生的小鎮。他與兩位同學在當地開設一間法律援助辦事處，教育農場工人了解法律權益。他曾代表二萬多名牙買加農場工人，向佛羅里達州的蔗糖巨擘提出集體訴訟，要求企業賠償多年來的剝削。
三年後，他遇上同樣關注外勞工作條件的妻子Sarah Cleveland，「不然可算徒勞了！」他笑說。結婚那一年，他四十六歲，兩年後，大女兒Eletta出生。「Jodie Foster本想把我的故事拍成電影，她來演我的妻子，可是最後沒有拍成呢，我一直很好奇到底誰來演我。要是由George Clooney來演，我可不介意。」
異鄉的家是一座博物館
一家人何以拋下美國的生活，舉家遷往巴黎？Tuddenham的妻子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拿到一年學術假，決定趁機到歐洲暫住。家當還留在紐約的地窖，背着半世人的前塵往事，才姍姍來遲碰上巴黎，到底會是一場流動的盛宴，還是已經杯盤狼藉？
一家人在左岸找到一個寬敞的奧斯曼舊式單位，裏面還堆放着年老業主的舊物，但是Tuddenham似乎並不介意，或許他並沒有把單位當成真正的家。初次到訪，他還興致高昂地介紹家中木門和雲石火爐的手工，就如參觀博物館。
太太來法後，整天到處飛，這個星期到日內瓦，下星期回華盛頓，一個月沒有多少天待在巴黎，只留Tuddenham一人做煮飯公，生活重心繞着一對子女的起居飲食轉。然而，子女似乎不太領情。
Tuddenham多年來為工人爭取權益，訴訟有勝有敗，他始終為自己作為一個律師感到驕傲。然而，轉換成父親的角色，在花甲之年面對一對正值反叛期的子女，他卻不知道該如何自處。
當法語遇上青春期
說起女兒，Tuddenham猶如小孩收到人生第一個聖誕雪球那樣興奮不已。他告訴我，女兒有多聰明，小時候有多愛聽他說話。然後他開始嘆息，嘆息自己再也走不進她的世界，一如他走不進那晶亮的雪球。
「一對子女進入青春期以後，彷佛像約好一樣，開始對我生厭。」現在，無論Tuddenham跟女兒說些什麼，她都沒有耐性。最近就連回家也不跟他打一聲招呼，直行直過走進房間就不再出來。「我們已經兩星期沒有說話，有時候是我自己也在賭氣。」
一對孩子，因為從小就入讀法語學校，精通法語，只有Tuddenham這個「自高自大」的美國人，只懂一種語言。「在美國，我可能是一個頗有社會地位的人，來到法國卻變成語障，跟人家簡單說幾句話，也笨口拙舌。這種過渡，我一直沒有適應過來。」
有一晚，子女於餐桌上故意只用法語交流，還大談露骨性話題，歡聲笑語的，完全把Tuddenham摒除在外。他以僅有的法語聽懂了一些，沒有聽懂一些，沉默地吃完了晚飯。
那天晚上，他閉上眼，久久未能入眠。
維權大狀變大廚
每天早上的法語課，成了Tuddenham短暫的慰藉。回到冷清的家，Tuddenham偶爾會彈一首莫扎特。對比悠然的琴音，他更懷念女兒的哭聲。女兒仍在襁褓時，曾經有一段時間，每天傍晚5點開始哭，一直哭到深夜11點。Tuddenham的太太安頓女兒入睡後，才能開始煮飯。有一天，他對太太說，不如我來做飯吧？「誰知一煮就煮了十六年，老婆再沒煮過一餐飯。」Tuddenham笑說。
出生於傳統保守家庭的Tuddenham，小時候從沒見過父親幫忙做飯，一切家務都由母親一人承擔。長大後因為一次大病要在家中休養，Tuddenham在悶極無聊之時愛上了Julia Child的煮食節目。
訪問當日，他為我們準備了櫻桃批。家中用的餅模，都是從美國搬過來的，生怕在巴黎，找不到合用的器具。來法以後，他還是第一次做批。「巴黎的糕餅太好吃了，找不到理由自己做。在美國，也是遇上特別日子才會做批，孩子看見櫻桃批就知道我心情應該不錯。」
法國是一個不時不吃的國家，四季更迭，菜市場賣的鮮果蔬菜也跟着轉換。蜜桃、李子是盛夏；葡萄、野莓是初秋；冬天就是蘋果、洋梨─要在春天找櫻桃可難了。最後退而求其次，用上罐頭糖水櫻桃，再加大量新鮮蘋果，算是一個假冒櫻桃的蘋果批。
從維權大狀到眼前的大廚，十六年的光陰，像麵粉一樣，隨着他抖動而滿佈皺摺的手散滿一桌。香氣四溢的櫻桃批，記錄了一家人多少愉快的時刻，大概只有味蕾才能確切喚起。
那天，女兒回到家中，不知道是因為看見一位陌生女子，還是聞到櫻桃批的香氣，她沒有逕自走回房間，而是跟我們一起坐在飯桌前，邊吃邊聊學校的事情，完全沒有一點隔閡。Tuddenham看着我，一臉愕然。
我想，女兒的轉變，不是因為筆者，而是一個小小的美食奇蹟。（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