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愛有話直說，從不拐彎抹角，無論生活喜好、讀書態度、工作方式及創作習慣，聽她時而自嘲時而自我分析，對自己往往帶着三分自省和批評，這個阿Ann十分可愛。文念中的鏡頭下，她生活上是個大頭蝦（被弟弟取笑拍照沒打開鏡頭蓋），帶母親往健康中心卻摸門釘等；工作上則主見十足，小至唸電影時拿着剪片機追打導演，大至跟助導的火拼等，都可盡見她的個性。

打從來自龍虎山雙屍案的《瘋劫》開始，許鞍華均以社會寫實為基礎，且是新浪潮的先鋒。徐克作為新浪潮一員，最心水清：「她擅長將創作意識擴大，我們（新浪潮）連香港都未搞掂，她已經去處理越南船民題材（《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後來她又被如幻景的天水圍吸引，從滅門悲劇中生出一喜一悲的兩部曲。

最深印象是，她說起步順風順水，跟着卻迷失了十年，指的是一九八四年《傾城之戀》後至一九九一年的《上海假期》（九二至九四年完全沒作品面世）。

這段日子，她回國內千辛萬苦拍成《書劍恩仇錄》和《香香公主》，連她也自言令合作整年的工作人員失望；一心想找劉德華拍商業點的《極度追蹤》，也變成冷門文藝片。她半感慨半感恩地自道：「一點也沒後悔，若沒有這十年，我的人生便少了許多經歷，我寧願如此，勝過一帆風順。」

一九九五年的《女人四十》將她由低谷再奮起，橫掃了柏林影展、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及電影評論學會大獎。跟許鞍華兩度合作的蕭芳芳在片中道：「張叔平說導演是神，嚴浩說導演是狗，我覺得許鞍華常常都是在神和狗之間找平衡。」確是一矢中的，天國和地獄間，許鞍華常常在其間尋找她的平衡。

不斷地尋找平衡，是她一生的課。創作和生存、文學和電影、心力和體力、日與夜、夜與霧、南與北、母與女、紅與黑、香港與內地之間⋯⋯她在某些地方最易失掉平衡，像導演舒琪說到她在文學想像轉化到電影，常差強人意，是否因「文學是情婦」，便意亂情迷？

難怪她戲內常常陷於對身份的迷惑：嫁到異鄉的日籍少女、飄洋過海的船民、難理清身世的總舵主、從北南來的才女等，他／她都往往充滿猶豫和矛盾，在平衡的搖搖板上七上八落。就像香港人的身份問題，她道：「曾幾何時，我們要豁出去當世界公民，現在又要找回本土文化，但例如殖民地建築不是本土來的，是外來的⋯⋯這樣更複雜，更加界定不到自己。」

繞過這種本土執着和框框，台灣導演兼劇作家吳念真說得好：「許鞍華戲中的人物們，往往皆是踽踽獨行的孤獨者。」她則說自己戲內的人物：「是尋找救贖，一種超脫。」人無完美，苦苦追尋，那怕只是為超越自己。

文念中在末段花不少篇幅描寫「老」、「回家」和「香港」，令人感動。細味這三段落，許鞍華最放不下是家人、文學、電影和香港。陳果說得到肉：「她一直都孤軍作戰。」

她談到《千言萬語》，說一直想拍「現代社會中的理想主義者」，她自己何嘗不是呢？她的威尼斯得獎謝辭以「Long Live Cinema」作結，電影萬歲，能好好拍電影，好好做人，已是恩典，有夠理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