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屬笑話一則，但我這業餘修路者確實為「香腸路」感到自豪。翌年再回見狀況尚好，便又憶起揮過的汗，以及搬石頭沉甸甸的手感，感覺很棒。畢竟認真投入過，就會結連，之後每次爬山，都彷彿「開了眼」，添了很多新觀察和趣味，像是：這木條如何不着痕跡地導引水流？散落溪間的踏石有按遊人的步距調整位置嗎？疏水的細石能撐多久？

那句老話「路是人行出來的」說的沒錯，只是容易看輕了建設山徑背後的巧思，把前人的努力視作理所當然。說穿了，路是由人砌出來的，特別是手作步道涉及很多工藝，必須摸清地形、土質和水流的「脾性」，就地取材保留原本的生態和風貌，並把行人的使用方式乃至貪方便的心態一併考慮進去。端的鬥智鬥力。

很多香港人都享受過山野帶來的幸福，可是「掂行掂過」，甚少對腳底下的精采產生好奇。美國作家理查德．洛夫在二○○五年提出「大自然缺失症」，就是指城市人長年跟大自然割裂，對山林無知復疏離。更可惜是，有時我們即使把目光放諸山野，卻也擺掙不了消費主義的無形桎梏，只知利用和提取，渾忘自己在山中原是客。

回溯香港郊野公園的前世今生，可一窺這種消費心理的背後。經過一九六○年代「九龍騷動」和「六七暴動」的洗禮後，政府厲行檢討，認為青年無處發洩精力是社會動盪之因，於是開出文娛活動這帖「藥方」，包括開闢郊野公園的山徑、燒烤場等，讓大家好好活動。所以美好郊野得以保留，初心可不是保育和珍惜，而是娛樂大眾。

近年的大疫，把很多香港人帶進山林，以「消費心態」和「城市模式」去「享用」郊野的，大行其道。人們既然自比「用家」，便樂於無負擔地消費自然，大剌剌地把維護環境的責任「外判」給政府。跟《四分之三的香港》作者劉克襄聊郊野文化，他的觀察是：香港人郊遊時愛帶上大量膠樽和食物包裝，一如城市的生活習慣。而郊野競賽活動愈辦愈多、參賽人數不斷破紀錄，卻沒幾人真正關心腳底下的步道還能承受多少踐踏。

一九三○年代末，美國的國家公園跟疫下香港處境相近：每年數以百萬計遊客湧至的其中兩個國家公園，場面「旺過旺角」。誰願意壯麗地貌淪為鬧市？美國人遂反思郊野與人類的關係，訂立「荒野法」（The Wilderness Act），把全國五十四個地區共1.12億多英畝的土地納入保障，總面積超過一百六十個香港。在這片遼闊的野地上，人們不必禁足，只需認清自己的位置。

法規這樣說明：荒野不該受人類干擾，人們身處其中，「只是一介過客」（where man himself is a visitor who does not remain），即荒野與人類的關係有莊有閒，人既非主體，不可能「大晒」，反而該師法自然，學曉謙卑。單單一個法規，當然無法在每個美國人心中植入對大自然的謙卑之心，但它確實為自然與人之間，訂下一個紮實的基礎。當愈多人認同這套價值，對荒野的尊重便多一分，「消費」心態也少一分。把概念放諸香港，我最直觀的反應是：不能再高舉自己享樂的權利，把西貢蚺蛇尖踐踏得稀巴爛，必須考慮山林的承載力。畢竟，我們只是山林的「過客」。

後疫情時代，香港市面重新暢旺，郊野的避疫功能消減，很多人回歸城市，人人埋首手機，虛擬大行其道。大家再次遠離山水這些真實體驗，而且愈來愈遠。城市生活的便利，磨鈍了我們對環境遭受創傷的感應力。而此城長年重知識輕實踐的環境教育，常常流於紙上談兵，亦造成種種認知怠惰，把環保輾平為口號。至於郊野保育，則常常著力於某個物種、某塊土地，或是對城市發展的壓力回彈，卻甚少視自然作主體，認真觀照。

復修山徑作為一種運動形式，目的便是結連人與土地。社會運動者常常呼喊保衛郊野，可是公眾難以著力。然而，透過修復山徑、不抄捷徑等行動，大家可以實際參與，親身保護。這也同時是經營人們對土地對社會的聯繫與歸屬感，大家彼此支持，一起壯大。如是我願。

記得一位山徑義工的話：修過路，才驚覺自己一直是破壞者（消費者），現在，至少可成為山徑的守護者。

一起守護山徑、守護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