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年輕詩人，九十後的黃潤宇出道甚早，已有十年詩齡。她生於江蘇，在香港讀大專方始寫詩，她自言與早年香港一批南來文人受到的衝擊相似，不過，她卻要直到赴台讀書後，才發現自己寫詩蘊含的本土經驗。
從語言轉換，到同城跌宕，異地經驗，黃潤宇一直是個流動的詩人。她說，是身體的游離，但最重要的是保持流動的心境。
南來詩人的本土經驗
黃潤宇最初寫詩，是自她十八歲來到香港讀書後開始。生於江蘇無錫，她在學期間並無新詩教育，來港修讀大專，念的是設計，但她參加不少讀詩會，「可能剛好是十八、九歲，覺得詩好玩，原來語言可以有不同變化方式，不受到那種文字或語法限制，在詩的形式上發揮空間更加大，直覺性更加強。尤其是那時候寫詩都是一些情感、很直觀的東西要爆發出來的時候，詩是最適合的一個載體。」
回看早期的詩，她笑說有點尷尬，那時寫愛情、生活上碎片化的感受，盡是些青春期情愫，「其實有階段性的。最近開始重新想起那種直覺性是什麼，是一種生活上新的體會、經驗突然之間衝進來的時候，文字一定會受到影響。如果要拿（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那些南來文人，我覺得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一個新的城市、新的地方，跟自己以前經歷過的文化氣息完全不同的那種衝擊。」
前陣子，她讀到出生於無錫、上世紀五○年代南下香港的詩人楊際光的詩，「他當時對香港的愛恨交織、很多不適應的地方，都變成了他詩中的一部分，見到那種很坦率的感受。對我來說，雖然不可以同類型比較，但是我理解到他們那種感受，回望自己，都可能有這種經驗在裏面。」
至於屬於黃潤宇的香港本土經驗，很大部分其實是當她離開了香港才出現。
初來香港，她對所有的東西都是未知，很模糊，而且連一句廣東話都不懂。「我開始學的廣東話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字，例如同學會指住碟飯叫『劣食』，哈哈，他們好像教一個小朋友、一句說話都不懂的人重新去學習一種語言。那時我讀香港的詩，是用國語，或者粵語夾着國語混雜的情況下去讀，所以自己寫詩還未能跟本土經驗接洽到，不可以很順利地進入到那語境，因為所有東西對我來說都是很陌生的。」
後來卻因為本土詩語言的論爭，黃潤宇與詩友寫文反駁，「就是很多人覺得本土詩是寫得很淺白都有詩意。我不認同。就算寫香港、本土，都可以用奇異的語言，不一定是一種想像、限制。其實會在未了解清楚的情況之下就先行抗拒。」二○二○年，她赴台讀書，依然持續寫詩，但最近她發現，在台灣寫下的詩竟然用上很多廣東話，遠比在香港時還多。「我想是那種思考語言的變化，有時反而離開了一種語言環境的時候，更加可以去玩那一種語言。它（廣東話）不再是日常對話先在腦裏篩選字詞的壓力時，反而令到我更加願意去嘗試在詩中書寫。不一定本土就是廣東話，而是有這樣的思考方式，將以前的經驗互換出來，再蓋在現時發生的事情上的複合式感受。」
無論書寫或思考，廣東話和普通話都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邏輯，黃潤宇發現，有時一些句子剛好能夠在某個時刻表達最精準的情緒、質感，她形容，就像一些用廣東話被鎖住的感受，反而是現在回看才明白，「因為身在那個語境、被一種語言困住的時候，其實是不自知的。」
流動的詩人身份
至今黃潤宇的生活經驗看似先後切割成中、港、台三地，其實是串連起一個複雜性的身份。她說，關於身份的問題，一直很難一言以概之。「每次大家自我介紹，是哪裏人，我在香港的時候已經很難，來到台灣再加多一層，我已經不懂得介紹，我是什麼人呢？其實我自己都不太知道。」可能對於像她這樣一個寫詩的人，沒有某一個固定的身份，反倒是好事。「因為我不需要去服務一種語言，或一種想像中的歷史，可以對它保持好奇，研究它。我是香港人，在寫作上是有這個認同，同時我都是江蘇人、無錫人，是家鄉身份。」
她說，許多範疇都與身份的不確定有相應，譬如不想長期停留在同一種想像裏面，訓練自己對於外部的感受很重要。「我想過，如果現在還住在香港，可能慢慢覺得即使同一種風景、同一種日常，都可以發掘到它不同的地方，找到某種變化。我的身份都是未明，是不確定的，那可能是我對身份的思考。但是，本土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多元的東西，不一定是一種範式。就好像大家提倡粵語、廣東話書寫，當我寫書面語時都已經不跟語言規範，為什麼用廣東話書寫就要顯示那個規範出來？它不應該是一個新的枷鎖、規範，而是新的可能性，在保育的同時，可以去玩它。」
又像近年間議論不斷的話題之一，是離散港人如何保存本土。單是台灣，已有不少香港文化人移民或旅居。黃潤宇說，其實不太喜歡「離散」這個詞。
「因為有離散就是代表有中心。當時說華人離散，它有一個中華的中心。現在當我們講離散的時候，其實同時也要反思，是否有一個所謂香港價值的中心，或者一個很中心的話語呢？這對於寫詩的人、或很多反思這件事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很tricky的位置。」
她記得詩友一句「詩人是大地上的陌生人」，對於自己的流離日益感觸。「我的流離，不是為了在台灣或者加拿大找到很安穩的住所，雖然一方面每個人都不避免地嚮往穩定的生活，另一方面對抗的就是你意識到現實不會那麼順遂，總會遇到各種各樣沒法預知的命運轉變，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你會去想，究竟你的離散是為了什麼？是為了找回一個所謂的中心、一個曾經的價值？那是什麼價值呢？中環價值嗎？一定不是啦。那個中心究竟是什麼，或者有沒有這個中心存在。一九年都是在說『去中心』、『去大台』。」
黃潤宇坦言，詩人的身份，與所謂工作、家庭，任何社會身份相比，是有其獨特的私密性。「你可以寫，可以不發表，可以儲到五、六十歲才發表。我記得黃燦然說過，死後見真章。因為詩的私密性，令人有一種『我可以不為了什麼而不做下去』的實感。」
在台灣的日子，她兼顧學業和工作，日子過得忙碌，她總是提醒自己，要訓練對生活的敏銳度，「當新的感受經驗不再，當慢慢習慣了A城市、B城市，都可以一直這樣走下去，不斷游離。但是我覺得更加多的，不是在身體上的游離，而是怎樣在心境上，保持一種流動的心境，是很重要。像電影《柏德遜》（Paterson）的詩人，每天駕駛同樣的路線，都可以製造一些新的詩意，那不是世界生給你，而是你作為一個創作的主體去生出來。」
黃潤宇：過於荒誕的生活 是對於詩的機會和考驗
隔着電腦熒幕的線上訪問，和黃潤宇談論何謂離散，她默默地在紙上寫了這樣的一句話：「過於無聊、過於荒誕的生活，其實都是對於詩的一種機會，又是考驗。」因為網絡訊號不清晰，她複讀兩遍。
「你說我們是不是正在經歷一個很荒誕的時間點呢？其實我覺得是的。現在已經不是最難受的那段時間了。最難受的時間是天天看到新聞、有朋友出事，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會覺得那種荒誕的衝擊令人暫停思考。你要用很大的力量對抗一個中心的事情，是一種爆破點。怎麼說呢？就是你沒有辦法思考，沒有辦法好好將事情轉化出來，沒有餘裕去書寫它，而你都覺得那種書寫可能是虛偽，或者某種程度上的自我可憐。其實同時都是對於你寫作上的一種考驗。」
龐大而沉重，以致一切的發生都顯得短促，未會有很準確的反應。對黃潤宇來說，近幾年每次寫詩，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單一事件，反而是一種集體情緒，當她感受到一些事情正在變化的時候，才更加觸動自己去書寫。
「我覺得更加大的影響是，在這個集體之中，同時要去分辨那種集體的情緒，要很直觀地捕捉到那一刻自己和羣體所面對的情境變化，而在這個變化之中，自己身處哪個位置，自己那種未知又是什麼。這些各種各樣的思考，更加可能會觸發到一首詩出來。但是，我都會覺得，那首詩會是很無力的。」
黃潤宇曾為畫家高立的創作專欄《黑暗夜空擦亮暗黑隕石》寫過一首詩。對方的主題要求是寫香港，但當時她已身在台灣。最後，她寫了一個自己從來沒有踏足過的地方—沙嶺。「沙嶺對很多人來說，是未知的。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事情發生過，不知道有什麼人經過，又有什麼人躺在那裏。但正正是這種未知，而你依然要去悼念它，依然要去做一個哀悼的動作，這是很觸動我。」作為寫作者，她對沙嶺的認知，其實同樣是未知。許多事情都是一時半刻找不到答案。
「那不是對於一個實體的哀悼，而是真的對於虛無的哀悼，一種對於未知的哀悼。」
詩的無力可能都是一種力量
這位對詩觀有慎重深入思考的年輕詩人身影，其實也匆匆出現在許鞍華的紀錄片《詩》，而且算是唯一的新生代詩人。那是在圍繞移居台灣的詩人廖偉棠的章節。只有一幕，是同樣身處台北的黃潤宇，她說起一次抄寫保羅・策蘭的詩給「裏面的朋友」的經驗，一時說到哽咽。
「自己寫詩的無力，與抄其他詩給別人，是不同行為上的差異。我在揀選抄哪首時，想像對方會在什麼狀態下讀這首詩，其實是不會想到的。但是，我始終想寫的東西不那麼無力，令到他更加虛無，而是一些可以咀嚼、思考的東西，一來消磨時間來讀詩，二來重新思考什麼是力量，都是很重要。」黃潤宇強調，詩絕對不是一個口號，或者一句話講完的東西，並非把事情簡化。
「可能在文學裏面的那種虛無、無力，或者反複性，可以令人獲得一種沉實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說馬上就要做出什麼事，現在可能是做不到的。但力量本身都有它的複雜性，無力可能都是一種力量來的。」她續道。
黃潤宇詩齡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卻碰巧伴隨着我城近十年的跌宕起伏。她說，最初寫詩，就像一種遊戲，把手上數以千萬個部件砌來砌去，幾有趣，詩也盛載許多直觀的情緒感受。「當我快速經歷了二○一四年，去到一六年、一九年，我寫一些關於我所體會到香港變化的詩。有時因為自己未懂得處理，無端端寫一些好像宣言那樣的東西，或者回看時有一種很單純的力量，有一腔怒火，但不知道要去哪裏，把它擺出來讓你看到，我不可以讓事情就此過去的感覺。後來慢慢再想，寫詩是不是一個宣告的過程？還是有其他東西可以做？」
她說起中國女詩人馬雁，繼續談論詩的無力。「她（馬雁）認為，寫詩是一種無力的承受，將一些很瑣碎的東西寫出來，都是很無力。但是這種無力是什麼呢？馬雁說，是『命運在身但力不從心』。你知道自己的命運，正在經歷一些什麼事件，或者現在對於大家來說，都是進入了一個洪流。但是你力不從心之餘，你還在寫。那不是叫人繼續加油的正能量，而由力不從心走出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