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自古以來一直是人類存活的最大敵人，因此也成了文學的常見題材。在文學作品中，疫病常寄寓為一種莫名奇妙的不可抗力，引發無窮想像；作家多藉此探求在疫病流行社會中，努力求生人類的境況，以及他們應對境況展現的人性。
《十日談》
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留傳後世的最出色作品，必為《十日談》（Decameron）。《十日談》為一冊短篇小說集，寫於1348年，叫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爆發後。
見證家鄉佛羅倫斯因瘟疫死了十多萬人，整個歐洲生靈塗炭後，薄伽丘便執筆寫了此書，講述了三男七女總共十人，因瘟疫而到郊外別墅避世玩樂，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渡日，最終合計講了一百個故事的經過。 小說集開首非常寫實地描繪了人們患上瘟疫的慘況：「在我主降生後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麗的城市——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薩，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
「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間或是在胳肢窩下隆然腫起一個瘤來，到後來愈長愈大……這以後，病徵又變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體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現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時候是稀稀疏疏的幾大塊，有時候又細又密；不過反正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樣，是死亡的預兆。」
受瘟疫可怕景象震撼，薄伽丘寫到，大難當前，人們對自己的人生，都有了「活在當下」的態度，但以不同方式實踐。有的清心寡欲，對外間不聞不問，但求時光飛逝；有的則不為明天而籌謀，只為今日而盡歡，縱情暢飲，為所欲為。而對自身生命有自覺性的書中人物則是第三種人，雖一走了之，但卻不只沉歡作樂，仍要保守規矩，好好過活。
從書中可窺探到中世紀歷經「黑死病」時的社會情況，從而想像到身處該時代的生活和心態，思考疫症當前的人生路。
《瘟疫》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存在主義作家卡繆（Albert Camus）1947年寫成的《瘟疫》（La Peste，又譯名《鼠疫》），為其代表作之一。《瘟疫》為虛構小說，敘述法屬阿爾及利亞城市奧蘭（Oran）於1940年代再度爆發「黑死病」的故事。
最初，奧蘭街頭無端出現大量死老鼠，人們不以為然；後來，人們逐漸因病死去，醫生診斷為「黑死病」。然而，政府卻以「為免引起公眾恐慌」為由，遲遲不願做防疫準備措施，結果，要到疫情不可收拾，政府才下令封城。
卡繆主要描寫的，便是封城之後，奧蘭城內人們的存在態度，希望與絕望，隔離和孤獨，恐懼與不安。借小說內人物的經歷，卡繆以冷漠的筆觸，延續過去的觀點，寫出了人類面對極大荒謬的反應和狀態。也有評論指，小說可以為政治寓言，探討法國在二戰時如何反抗納粹的歷史。
《瘟疫》前期有一段意味深長，尤其警世：「天災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認為它不是現實，而是一場即將消失的噩夢。然而噩夢並不一定消失，在噩夢接連的過程裡，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義者，因為他們未曾採取必要的措施。這裡的市民所犯的過錯，並不比別處的人更多些，只不過是他們忘了應該虛心一些罷了，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著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他們依然幹自己的行當，做出門的準備和發表議論。他們怎麼會想到那使前途毀滅、往來斷絕和議論停止的鼠疫呢？他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了。」
《盲目》
晚卡繆數十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萄牙小說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代表作《盲目》（Blindness，又譯《失明症漫記》）亦是一本關於「傳染病」的小說，但這次的疫症，是小說家所憑空虛構的。
《盲目》天馬行空，描述了某西方現代都市中，一種名為「白色眼疾」，令人無緣無故失去視力的惡疾正在肆虐。換句話說，失明，成為了一種傳染病。隨着失明症在城內蔓延，羣眾陷入恐慌，害怕自己也會相繼失明。拒絕積極應對事態發展的政府，以為將失明病人鎖進「瘋人院」便可了事，然而，一些未被政府囚禁的失明惡徒，卻趁火打劫，乘人們看不見之危，壞事做盡，奴役並虐待他人。在沒有人看見底下，社會的文明秩序迅速分崩離析。
小說中，唯能夠保持健全視力的，是「眼科醫生的妻子」，可是她卻承擔了觀看的痛苦。她的眼晴──讀者也透過她的雙眼──見證了人們在突如其來的大疫災前，比起高尚自制，更多沉淪墮落，比起善良互助，更見醜惡自私。也許薩拉馬戈對人性過於悲觀？但至少他提出了一個我們不願樂見但又可能的世界，警惕今人，「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人一樣生活，那至少應盡一切努力不完全淪為禽獸。」
薩拉馬戈把他的角色人物置放於極端的境遇中，逼使他們必須直面道德倫理的各種判斷，挑戰自己的信仰價值；而目睹書中人們掙扎抉擇的讀者，不禁也反問自身若然陷入類近情形，又會如何自處。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
薩拉馬戈選了《箴言書》此一句，放在《盲目》卷頭開首，是為引子。
《末世男女》
在2003年SARS從中國傳播全球，侵襲各國之際，以《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聞名的加拿大小說家瑪嘉烈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推出了新作《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
《末》的故事開首，已引入了一個後末日時空：史無前例的大瘟疫滅絕了人類，只剩下自稱「雪人」的主角、一羣像似人非人的「克雷科人」（Craker），以及許多叫他們避之則吉的基因改造猛獸，在荒涼的世界中共處。
慢慢讀下去，才發現，原來「雪人」在文明崩壞前，本名為吉米（Jimmy），而他的老友叫作克雷科（Crake）。克雷科是個天才，專精生物科技，大學畢業後也進入生物科技企業工作。他在企業中的秘密任務，就是透過基因工程，製造改造人「克雷科人」──有超人的生活機能、不需破壞自然就能生存的新人種。改造過人後，克雷科又遇上了自小就被迫當雛妓的奧麗克絲（Oryx），聽了她受盡壓迫的故事，克雷科在公司發售的「抗老藥」中，加入了自製的基因改造病毒，計劃淘汰舊人類，讓完美善良的「克雷科人」接管地球。
最終，克雷科的計謀成功，他與奧麗克絲相繼死亡，而他製作的瘟疫也瞬間蔓延世界，人類以極短的時間滅亡，遺下吉米和「克雷科人」面對這蒼白的新世界。在這新世界中，吉米也許不時會憶起自己以往曾對舊世界作過的反思和批判？
「人類社會，屍體，還有瓦礫。人類永遠不會學習，總是一次又一次犯下同樣的嚴重錯失，以短期利益換取長期痛苦。就像一隻巨大的蛞蝓，永無休止地吞食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形式，輾碎地球上的生命，然後從屁股中拉出一片片大量製造但又即將廢棄的塑膠垃圾。」
《末世男女》明顯是部「反烏托邦」小說，呈現了生物科學和基因工程有機會引致的悲劇世界。然而，帶來毀滅的，其實不是科技，而是人心。本來表面科技進步、物質豐裕的社會，其實早就千瘡百孔，貧富懸殊，極多醜惡不道德的勾當進行卻不得解決。那麼，在克雷科散播病毒前，世界這齣大悲劇，不是早就有自我毀滅的傾向嗎？
從《十日談》，到《瘟疫》、《盲目》，再到《末世男女》，都見疫症在人類歷史又或未來命途上都佔一不可忽視的位置。但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以「疫症」作為大題寫作的動機，卻是總關於當下的。他們藉作品提醒人們注視個人和集體當前的世界現實，進而思考生命的抉擇，人作為人的缺憾，官僚體制的迂腐僵化，科技的致命力量，還有人類未來的可能性等大哉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