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來，香港人度過不少無眠夜，其中包括7月21日這一夜。
當晚，元朗西鐵站大堂充斥着叫囂聲，不少元朗人在歸家路上，遭遇大批白衣人無差別襲擊，有人被藤條打至背部傷痕纍纍，或被拳打腳踢至頭破血流及暈倒，約四十多人受傷，期間更未有警方到場執法，有短片拍到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和白衣人握手道謝。
兩天後，何君堯稱在屯門的家墳遭到破壞，並指事件屬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追隨者所為，要求朱凱廸選擇「生路」及「不生路」。 隨後朱凱廸公開表示，何君堯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現象，背後是有人想在香港發展「義和團暴民政治」的陰謀。
其後，在北角、荃灣、將軍澳等區，接連有不明來歷的人以棍、鐵通甚至刀襲擊途人。「五年前，佔旺現場有黑勢力入侵，已預示親建制的激進派試圖訴諸暴力，到今天，規模變得更大，恐懼瀰漫得更普遍。」朱凱廸說。
7.21後，朱凱廸收到多個死亡威脅信息，包括江湖上已發出「暗花」，要捉拿朱凱廸的助手；此外，也有相熟的鄉事人士和政府人士告誡他，有暗花尋找一個身患絕症的人暗殺他。由於感到自己及團隊的人身安全受威脅，他曾到警署報案，要求警方徹查事件。
事態發展之今，情況如何？「（警方）沒有說具體捉到一個人是跟蹤我。」朱凱廸說。
兩次遭受死亡威脅
這是他第二次感受到嚴峻的死亡威脅，上一次是2016年。
當時傘後的民主運動經歷一輪低潮期，隨着立法會選舉而出現轉捩點，扎根元朗八鄉的朱凱廸以獨立身份參選，將他長期關注的土地議題如「反官商鄉黑」、「城鄉共生」、「復興農耕」等帶入主流視野，並以「票王」之姿當選新界西議員。當選的一刻，他禁不住在鏡頭前流下男兒淚，坦言參選以來，知道因為提出「官商鄉黑」勾結的議題惹怒了不少人，令自己和家人受到人身安全威脅，經歷好幾個禮拜無以為家的日子。
他後來公開表示，在選舉過程中多次被人跟蹤和恐嚇。兩星期後，警察在八鄉、荃灣等地以涉嫌恐嚇罪名拘捕六名男子。他當時表示樂見警方執法，但「背後操控恐嚇者、包庇『官商鄉黑』勾結的權力仍然控制着香港政治發展及港人生活」。
「那一次，起碼查到車牌的牌主，知道是怎樣跟蹤。今次，警方沒有調查出什麼，似乎變成『無頭公案』。」至於元朗襲擊一案，截至8月21日，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結拘捕廿八人，其中兩人在事發一個月後被控參與暴動；9月3日，元朗區議會曾合併討論事件，其中有議員動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惟遭過半數議員反對。
「7.21之後，很少一個人在街上走，每次吃飯都去特定的地方，吃飯的選擇少了很多。」他說，8月某一天，他的地區辦事處曾有一羣來意不善的人想強行闖進，幸而辦事處位處唐二樓，下面隔着一道鐵閘，職員下樓「頂住」要衝進來的人。
「這件事，我已告訴了調查案件的警員，提供了照片，但我估計最後都是不了了之。其實，好些議員辦事處都被人淋過紅漆、遭到破壞，或被抹上糞便……在香港，即使有人擅闖一個地方，拿棍砸壞了所有東西，無法辨認他的樣貌的話，（警方）都不會有什麼行動。」
他說，不少泛民議員都受到類似恐嚇，例如被起底，家人的背景、電話被上載到網站，隨後會不斷收到騷擾電話，有些向你說粗口，有一些以程式撥打你的電話以致電話無法正常運作。此外，亦有不明來歷的臉書帳戶，會突然傳來你的車輛照片和車牌號碼，暗示他們知道你的行蹤。
近期好幾名立法會議員已經遭受襲擊或被捕，朱凱廸暫時「無事」。「因為這樣，許多人還說我是『鬼』，我在這位置，其實做了被捕準備，（政權）不拘捕你或DQ你，沒有人知道原因。其實也不用擔心，現在被捕，很正常，結果不過是坐監，香港監獄未至於有酷刑，懲教署會保護你，不會讓黑社會在監獄裏殺掉你。相對來說，在巴西坐監可能會被殺，在大陸坐完監出來，可能整個人都已崩潰了。」
「香港和大陸唯一差別是監獄」
「被黑社會襲擊，或者被一些不明人士無差別襲擊，其實更糟糕；假如真的在警署被酷刑，可能也沒有追究的方法。」朱凱廸對現狀悲觀，對他來說，政權很容易可以摧毀一支警隊，「現在香港和大陸的唯一差別，就是監獄裏的處境。」他認為懲教署維持不腐敗十分重要。
7.21之後，他提高了警戒，因不能確定迎面而來的人是善意或惡意。「香港目前出現比較對立的情況，作為一個容易被辨認的人，我不知道怎樣自處。」他甚至在困惑，應該正視面前的人，還是索性不看別人，他也不知道應該給陌生人一個怎樣的表情。
他遭遇的情形大概如下：街頭有人要求跟他合照，街尾有人用粗言穢語罵他。以前溝通無礙的選民，突然有一天在他的通訊羣組留言：「我覺得你是一個好人，但是，不知道你原來是一個大漢奸！」
反修例運動之前，他與泛民議員於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會議上發動議會抗爭，及後在運動的警民衝突現場出現，希望能擔當緩衝的角色，隨後與黃之鋒到台灣分享香港的情況。「有些人覺得我變了，他們本來同意我對環境運動的看法，同意我對於新界鄉事和黑社會糾纏不清的批判，甚至同意香港民主化、民主自決，但看到我和黃之鋒去台灣，就會觸動了他們另一根神經線，發現我原來跟黃之鋒『連結了』，他們的迷茫，類似一個在美國的共和黨人，反墮胎，支持槍械合法，但有一天他突然反對石油企業，突然關注全球暖化，那些共和黨世界裏面的人就會覺得這個共和黨人很奇怪。」
新的民主運動 無人能預期
他說自己沒有辦法選擇，因為香港處在危急關頭，如果這些人不理解，他也想盡量和他們溝通，正在革命中，可是，「我也很疲累了。」
雖然有不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人，但朱凱廸認為大部分市民其實有着一定共識，例如8月中大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市民認為五大訴求應該落實。「餘下百分之二十幾的人，會覺得很委屈，好像被邊緣化，不過就算『谷住道氣』，他們也不敢大聲地罵，因為擔心可能會被十多人圍着。」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朱凱廸早在罷課時期曾連同一些學生領袖籌劃運動，他的組織土地正義聯盟亦有到過佔旺現場。他認為，當年的運動是基於人大8.31決定，在一開始已是個死局，到最後亦釀成了巨大的消耗，政治運動出現長期的低潮。「我記得17及18年，整個氣氛都是『挨打』的，即使是我這些死硬派頂住，但部分議員已被DQ了，去到後來一段時間，有些人逃避看新聞，有年輕人北上深圳消費，喜茶有很多人排隊，抖音開始流行，小學生又說普通話，整個情況給人的感覺就是，香港玩完了，不過你『頂多一陣啦』。戴耀廷說，民主運動已變成反威權運動，進入”Defensive Mode”。」
今年6月發生的事，改變了一切。一連串運動，事前沒有人能預期，雖然有人一早言明，2014年是香港民主運動第一波，將來必然有續集，但是，過去三個月，無論是運動的方式，以至牽連的事件，都不是事先能預料得到的。朱凱廸認為，2014年之後，大家都覺得民主需要深化，需要去處理地區或區議會，可是慢慢有些項目半途而廢，只餘下「維修香港」和「土家」等；到今次，動員方式，用了Telegram和social media等新的連結方法，那已經超出了傘後大家想像的模式。
「相對如雨傘的定點運動，今次變相是十八個地區由頭到尾都在『捲』，除了離島之外，大家對運動都有更貼身的經歷，將來會引發一些什麼更深化的政治能量或模式，會激發什麼地區參政人士，值得我們期待。」
「朱凱廸」成了假新聞關鍵詞
朱凱廸認為，反修例運動之後，值得關注市民如何重新審視一些體制，包括是否覺得需要參加區議會選舉和投票，「因為不能夠只是在街頭上打贏，如果贏了區議會過半數，可能會有特首選舉一百一十七席，那下次特首選舉，影響也可能會大一點，譬如2018年很多人都不太想投票的，兩次九龍西的普選投票率都很低，因此就輸了。」
他亦同時思考自己在體制內的角色，他一直做的，是建立一些政治運動的基礎條件，換言之，除了當下，他更多的是考慮未來。「當在前線都沒有你的工作，大家就得找能夠做的事情，或者提早預備未來的工作，譬如區議會選舉，有些新人去選，就去幫一幫忙。」
關於地區選舉，去年年底朱凱廸參與過一次，但那次報名參選村代表選舉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儘管坊間有說法，朱凱廸再參選，可能會被取消資格，但年底前的區議會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他亦在考慮之中。「他們可能都會按照那次的說法來DQ我，但我還是想參選的。」他估計未來變化可能很大，相對他八年前參選區議會時只有一兩個泛民參選鄉郊地區，他相信這次可能會出現數十人參選的情形。
他說，就算自己最終無法參選，他都能透過支援其他人參選，去做表述，那是關於地方自主的，也是關於環境問題的，同時是關於香港鄉村未來的思考。「當處身於一個翻天覆地的時候，所有事情都袒露了出來的時候，其實什麼意識都可以成為主流，因為那是在運動過程之中塑造出來的。」實踐的人多了，思考的人多了，對他來說，是比他一個人奮鬥更有意思的事。
他說自己不會花時間擔心再次被DQ。「對我來說，更大的麻煩在於，我沒有辦法回到一個比較輕鬆的狀況下，去創造這些可能性。」利用「朱凱廸」三個字去創造假新聞，他這個月見識了不少。他說，譬如元朗襲擊事件中，社團領袖就以假消息通傳社團成員，他和鄺俊宇會在7月21日帶幾百人去元朗搞事，又譬如近期又有傳聞，說他會在某個日子走去南丫島、坪洲和長洲「搞搞震」。
「我估計是有些鄉事的人或親北京的人，覺得我是一個可以使用的符號，結果我出現在某一個地方，就會產生一種對立。譬如說，本來我在這鄉村問題方面，算是比較了解新界原居民想法的，但現在用了『朱凱廸星期六來南丫島搞事』這句話，就把我標籤成代表激進的人，導致我本來可以發揮的作用不再存在。」
他說，他的團隊向來喜歡到各區作長時間的溝通，或舉行一些輕鬆的討論會，但始自7.21元朗襲擊案後，就困難重重，「大家叫我不要來。」
世界可能只剩下十年
他說，他本來有很多地區工作正在進行中，但感到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某些場合被人放大了，就是所謂「符號化」了。「你去台灣，就被誤讀為『獨立』，你入村就是要拆祠堂，這些都是『符號化』，我想，不同人可能在不同範疇都面對這些『扯開』自己的問題。我還有一年任期，我可以怎樣做呢？由農業、鄉村發展到減廢永續能源的問題，怎樣去帶起這些議題呢？這是我現在的苦惱，我是很悲觀的，我覺得世界在十年之後處境很嚴峻，可能會玩完，即是環境玩完，所以那首《願榮光歸香港》，說自由民主是萬世的，但我說，其實是沒有萬世的，可能只剩下十年。」
在他心目中，每件事都迫在眉睫。說回黑勢力襲擊問題，他說是自上屆特首上任後，香港情況出現了變化，9.28時佔旺現場有黑社會滋擾，只是小規模，今天問題彰顯得很大，形成一個大家都意識和感受得到的白色恐怖。「那個難解的地方，就是它（黑勢力）不是公權力，所以如果香港好像哥倫比亞一樣被毒販控制了，連總統都要感到害怕，總統候選人都要和毒販談判，之後才可以選總統，那你是一個很被動的處境。你不能說，我們現在很勇武，然後弄什麼民兵就不害怕他們。」他認為黑勢力襲擊這個問題要有公權力去制衡，需要有警察，如果警察不理會，反而助長黑勢力，局面就會難以收拾。
他認為，無論是國泰裁員事件、元朗7.21事件，又或是人臉辨識監控系統，其實都預告着香港未來踏進極權式管治的手法。「所以，無法『收科』，即不單是五大訴求這麼簡單，如果你不能勝過我，你就用這些手段來整我，我沒有辦法，我打不過那些職業上負責打人的人。如果周圍都是燈柱，周圍都是那些監控鏡頭，每個人都告發每個人，沒有人受得了。」
他表示，這些現象發展下去十分恐怖，香港人現在能做的，是用運動的力量去制止這些發生，所以香港人已經沒有退路。雖然飽受假新聞困擾，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覺得整個世界都危在旦夕，但在這場運動中，他不贊成「回去做實事」的說法，因為這場運動的成敗，決定了所有人的命運，輸了，不是他一個人輸了，而是所有人都面臨極權管治的威脅，所有人都會輸得徹徹底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