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看了本地電影《幻愛》的優先場，在進場之前心中只有兩個概念：這是一部關於思覺失調的電影；這是一部愛情片。片名把這兩個元素都概括在內了。觀影後，這兩個想法都沒有改變，即是沒有被騙了。電影的編、導、演三方面，表現都非常出色，而且融合調和，不見參差不勻，令成品更自然和具說服力。故事設定是有難度的，但編導和演繹恰到好處，有感情而不煽情，有技巧而不造作，既牽動感性上的同情，也啟發理性上的深思。
像《幻愛》這樣的「問題電影」，在「探討（精神病）問題」和呈現普遍人性的故事之間要取得平衡，並不是容易的事情。過於着重前者，後者便會變成單純是說明問題的案例，甚至會出現突兀的說教。《幻愛》能避免這樣的偏向，是因為對故事的部分有充分的把握。反過來說，集中處理人性的故事而不特別標舉「問題探討」（社會、政治、精神等），卻是任何類型創作也可以採取的方法。例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明明是寫「迫害狂」（或妄想症）的，但沒有人會把它視為「探討精神病的小說」。（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魯迅是借小說探討中國近代人性的問題。）
關於創作和精神病，有一個很有趣的觀點。柄谷行人在《移動的批判》中，引述德國現象學精神病理學家布朗肯伯格說：「思覺失調症，是活生生的現象學還原。」所謂現象學還原，是一種哲學觀照方法，意即把日常生活的「自明性」「置入括號」（暫時懸擱），去除意識的所有自動化的認知習慣，回復到單純地感知物事的現象本身。柄谷又引用了英國懷疑論哲學家休謨的自述，說他抽離現實生活，試圖浸沉於對存在的懷疑審思的時候，因為過度投入而感到恐慌，差點陷入精神崩潰，要立即回到現實的社交生活習慣中，才能恢復正常。
所以，哲學省思要求把日常性「置入括號」，但也要有足夠的把握力隨時「解除括號」，回到生活的自明性中。如果無法這樣做，就等於一般人說的「走火入魔」了。柄谷總結說：「能夠在這兩種狀態中來去自如的是哲學家，做不到這一點的是精神病患。」甚至乎：「在這個意義下，我們不得不說哲學家都是精神病患。」他說的「兩種狀態」就是「日常狀態」和「超越性的非日常狀態」，也即是和現象赤裸相對的本然狀態。究竟哪一個狀態是真實，哪一個是虛幻，也可以作兩種相反的理解。從哲學的角度而言，日常的社交世界並不是真象，去除一切習慣的蒙蔽的現象世界才是真實。但是，從常人的角度而言，沉溺於哲學冥思的世界等同於瘋狂。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哲學家都是超級理性的人，但是，我們也常常會覺得，在大學裏念哲學的都是怪茄。古希臘大哲人蘇格拉底一直被譏為狂人，精神崩潰的尼采更加是瘋子哲學家的經典。就算大部分哲學家表面上都是精神正常的，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其實時刻令他們處於精神失常的邊緣。關鍵就如柄谷所言─能否自如地「置入括號」和「解除括號」。所謂精神病患者，就是無法在現實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間自主轉換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幻想或想像，這是正常人生的一部分。完全沒有幻想的人才不正常。但是，有人因為生理的問題，無法從幻想回到現實。所謂生理問題，就是腦部神經功能紊亂，導致一般純粹的想像觸動了視覺區、聽覺區或語言區的反應，令他們真的聽到聲音和見到影象，產生不存在的人逼真地跟他們互動的假象。比起哲學冥想或現象學還原，更接近這種稱為思覺失調或精神分裂症狀的，其實是文學創作，特別是寫小說。正如夏目漱石所說，文學的最大功能，不外乎是製造「幻惑」，即令讀者信以為真的語言效果。作家要製造幻惑，自己也必先要進入幻惑之中。當小說家要寫一個人物，他必須盡力代入這個人物的角度，體會人物的心境。而小說中往往多於一個主要人物，這意味着作家同時要出入於多個角度、多種心境、多重體驗之間，隨時轉換。這不是精神分裂是什麼？當然，大部分作家能做到「有限度的精神分裂」，最後都能安然回到現實世界（雖然在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勞累和掙扎）。不過，無法全身而退的人也不在小數，因寫作而發瘋或者患上精神疾病的人絕對不會比哲學家少。寫作肯定是個高危行業。反過來說，思覺失調患者其實擁有特別的想像力，只是他們無法把它外在化為作品，又或者他們只能把自己變成作品本身，因而在現實世界中遭遇悲慘的誤解和排斥。
回想我自己過去幾年的小說，也可以形容為一個精神病患系列，只是沒有把它作為一個「問題」標舉出來而已。《心》當中的女主角，由始至終也是一個思覺失調患者心中的幻象。（當然也可以把她理解為女鬼。）《神》當中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影」和「神」兩個人物對已經死去的「形」的想像。《愛妻》中丈夫對死去的妻子念念不忘，以至於相信她還活着，深陷於記憶的錯覺中。這些主角都把不存在（或已逝去）的對象當作真實存在。某程度上，我一直在書寫「幻愛」的故事。（我第一篇發表的小說《西西利亞》中，男主角愛上了一個時裝店櫥窗模特兒。）也許，這是我喜歡《幻夢》這部電影的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