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正正方方的傳統CD架失去放置CD的功能，因為唱片公司總會扭盡六壬推出形狀怪異的唱片。「我不想做古靈精怪的CD封套來突顯設計功力。」CD設計師Kenji Wong是RubberBand標誌的設計者，樂隊十個年頭每張唱片均由他設計，尤其重視以設計突顯唱片概念，然而，在大家都聽串流音樂，甚至不付錢買歌的年代，唱片設計是否已失去存在意義？
突出唱片性格 非設計師風格
Kenji Wong最初與拍檔成立「五代十國」，憑為RubberBand設計打響名堂，2014年自立門戶，成立「年輪事務所」，其影響力亦如年輪積累。他直言，唱片公司多數每次找不同設計師操刀封套，同一設計師跟足一隊組合十年，在香港絕無僅有。
他亦曾為許志安、陳奕迅、方大同等多位歌手設計，攤開Kenji過往的作品，張張風格迥異，Kenji笑說：「我每次都喜歡拉好多人落水，而且多到不合理！」，如許志安的《學愛》，找來作家陳慧寫小說。唱片包裝裏頭夾住信紙、曬相袋和收據，通通是小說情節的物事，書背才是CD，即使是封面的書名，他也刻意找人製作鉛字印章，蓋印後再掃描，呈現蓋章時深淺不一的力度。
Kenji因唱片輕易吸引眼球而入行，後來漸漸發現設計師的責任是突出專輯的概念，而非自己的風格。「以前梅艷芳、張國榮的唱片，我們不太認得是陳幼堅還是誰設計，但都是好設計，你會記得誰出過某隻碟。」
與RubberBand合作無間 溝通促成好設計
Kenji直言與RubberBand的合作帶給他最多啟發，他們間中就會通電話，「有時好似去教堂懺悔，真係會講到眼濕濕，講社會有何問題。他們又會告訴我最近想唱什麼、試什麼曲風，再談內容和概念，每次設計前已有共同畫面。」例如2014年《Gotta go》，專輯封套是一本有個圓洞的書，看得見內頁的天空。每次翻頁都會見到一面牆或是別的城市空間，他記得那張專輯正是雨傘運動前後，「當時大家都不知出口在哪，堅持留在香港還是去別處？於是便拍攝這輯照片，似有出路又像無出路，希望人們別放棄找出路。」
事前了解唱片內容才設計，聽來順理成章，操作上非必然。「傳統公司好秘密，咩都唔講，就話『我哋有隻CD想你設計』，或者只給我們一輯某歌手在外國拍攝的照片，卻答不出拍攝原因，可能純粹因為之前歌手出trip工作，就順便在當地拍輯照片。唱片公司常說沒有budget，但出外影相也要請攝影師和服裝師吧，為何不把錢花在更有用的地方呢？」Kenji語帶無奈，他想了解歌手的想法，從而做出恰當的設計。
Kenji每次設計唱片或想作新嘗試，總會聽到唱片公司說「無budget，無人買唱片」。他說話不喜轉彎抹角，總是一針見血。「我試過好白咁同唱片公司講，『咁點解你哋仲坐到咁靚嘅望海office？』好老實，佢哋早知做唱片賺不到錢，但若某歌手那年不出碟，人家怎會找你拍廣告、投資開演唱會？」唱片是歌手存在的實證，也是無限可能的契機。
「為何歌手不可變成品牌？」
十年前數碼音樂流行，唱片零售業已意識到要轉型，想盡辦法賣耳機、T恤等相關產品，「但最終生存不到不關有無人買CD事，也不關經營不善事，都是因為租金，難題是要與地產抗衡。」即使HMV、Hong Kong Records等連鎖唱片舖相繼結業，也不等於行業玩完，正如Juno新碟賣斷市，關鍵在於內容能否感動人。
串流平台只會顯示唱片封面，裏頭如何精彩也沒人知，這樣用心設計會否浪費了？他反而認為social media興起有助他說故事，「現在的人接觸CD，不再是先在唱片店，而是在social media得知背後理念是什麼。你覺得感動、毛管戙，轉頭就去iTunes聽那首歌，再觸發他買碟消費。」
他曾不止一次說過，「在香港，人們願以300多元買一件T恤，卻不捨得花100玩買張唱片，即使做CD的心血遠超做件T恤。」他倒希望唱片公司拉闊思路，「如果金牌十年前就肯思考把RubberBand變成一個品牌，可能他們就行得沒那麼辛苦。只是當時大家好多成見，說想先做好音樂，其實不會因為想做件T恤就做不好音樂，因為根本是不同部門處理。外國已有好多成功個案，將自己的智慧放進品牌，將概念放入產品。」
他最想的，是歌手有日在台上不用哭訴，在香港做音樂有多辛苦，而是可以笑着告訴支持者：做音樂令生活變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