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牢獄絕不苦悶，因為政權可以囚禁我們的肉身，卻無法囚禁我們的靈魂。」因重奪公民廣場入獄的周永康在獄中如是寫道。
監獄，在現實中割開一片極端的境地，禁鎖自由的身體。惟書寫方能跨越肉身的限制。不難發現，古今中外的不少巨著，也是在監獄中寫成的。獄中書寫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類，傳遞一種無法比擬的經驗，也衍生豐厚的思想養分。
程翔作為記者，牢獄的經驗讓他回首一生，也思考中國的政治體制，出獄後寫成《千日無悔》。王丹素來是文人，六四讓他成為階下囚，卻也在限制中理解自由。不同世代的學者馬國明與李薇婷，亦從不同角度分析獄中書寫的歷史與文學位置。
「為何我會落得如此境地？」程翔在獄中念茲在茲。在動盪的時代，記者所受的危險，不比政治人物少。一支筆的力量，無遠弗屆。可是，程翔入獄時，是太平盛世，亦成為香港鮮見的「政治犯」。
2005年，他因間諜罪在羅湖邊檢被拘捕，展開長達三年的囚禁日子。身陷囹圄，閱讀與書寫，成為他抵抗意志耗損之途。
書寫叩問生命
「在獄中寫的都不能帶出來。因此我寫的都只能是追溯性。」程翔的聲音從電話的另一邊傳來。身為記者，他在獄中三年，沒有停止寫作，並出版了《千日無悔》一書。
「當一個人與外界隔絕，只能跟自己溝通；很重要的是尋找維持生命力的辦法。」寫作成為無比重要的泉源，「牢獄之災是對生命力很巨大的創傷，需要保持正常的思考能力，文學便成為自我的溝通途徑。」
他說，在獄中開始構思，但日間的勞動讓他難以集中寫作，亦寫得不順。但他所寫的草稿即使不能帶走，仍定了雛形，讓他在出獄後能憑記憶書寫。書中叙述了他四個心理階段：「悲痛欲絕」、「絕處逢生」、「生而有望」及「歸主」。從牢獄以外回看，情緒或許早已沉澱，因此書中的每字每句，也是他幾經醒轉才能刻鑿成痕。
「我在獄中所寫的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閱讀筆記，不單止是記下書內容，更是加入自己的思考；二是對一生問題的反思。」獄中的極端環境，為他提供了靜思的時間，叩問生命，也成了他書寫的最大因由。「在獄中會有時間思考，身處的痛苦會逼使你思考人生的問題，例如為什麼會坐牢，是否人生哪個決定是錯的，而書寫便能夠作如此的表達。」
從獄裏到獄外
既是深挖內心，書寫的方式亦因人而異。「我身為記者，文體也自是如實地反映狀況，我認為書寫有着紀錄的價值。而我書寫的初衷也是希望留下完整的紀錄，讓人能在細節中了解中國冤假錯案。我所寫的或許沒有太多文學筆觸，但我仍以文字表達心志。」
在獄中以文明述志，是中國古今以來知識分子難以避過的命運。程翔亦認為，具良知的知識分子善以文字表達思想時局，並作進一步的批判，自然與政權產生矛盾與衝突。「知識分子不期然走上權力的對立面，也注定走上被監禁的命運，付上生命代價。中國歷史上也有文字獄，知識分子總不見容於權貴。」
即使是足下現世，文人因異見入獄仍是常事。最顯然的例子是劉曉波，他草擬《零八憲章》，被中國政府監禁多年，最終死於牢獄。程翔亦提到，劉曉波的詩與回憶錄皆展現了其光輝思想，「展示了知識分子為其堅信付出自由與生命代價，其精神亦感染更多中國人民。」可惜的是，隨着劉曉波的逝世，他在獄中所寫的也可能沉向大海。因此，程翔在出獄後的日子孜孜不倦地書寫，「希望能將在監獄內的思想帶到監獄以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