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多年前的今天，人們並不知道精神病是一種疾病，只以為是邪氣、冤孽、鬼怪附體所致，精神病稱之為癲狂。在高街精神病院未建立時（成立於1892年），香港早期的精神病人，大多被送到廣州芳村精神病院。
1875年，香港第一所臨時性精神病院於中環鴨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出現，但服務形式只局限於為精神病患者提供監管式的護理，談不上什麼醫學治療，因此香港精神科服務在初始階段被稱為「精神病院年代」，甚至被貶作「瘋人院年代」（asylum era）。
香港現代精神科醫學則自1948年開始，精神科醫生葉寶明從英國來港就任香港精神病院院長時開始。六十年代，精神治療設施逐步開設，當中包括興建青山醫院和油麻地精神科中心。
「捉你入青山！」青山醫院在大眾心目中的傳統印象，彷彿是「癲人」的居所。說起青山醫院，一般人總會將之與嚴密監控精神病人的「瘋人院」劃上等號，這個誤解至今仍然存在。
「作為香港第一間精神病院，提供院舍化治療，當時藥物不先進，吃完手震像『發蛋』一樣，經受副作用的形象太強烈，很難『洗底』。」青山醫院精神科社康服務顧問護師梅杏春說，對於精神病人，從監獄、幽閉收容所、院舍式治療，發展到社區化照顧，過往的監護式住院模式，已邁向以個人為本的治療及護理模式。
告別監護治療
在青山醫院歷史文物館中，會看到不少約束衣。約束，是使用安全背心／約束帶限制病者活動，防止病者自我傷害或者傷害他人。約束是一項醫生處方的程序，是處理失控病者的最後對策。隨着時代變遷，約束衣趨向更加減輕不適感，約束時間亦以最短為佳。
青山醫院於1961年啟用，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精神科專科醫院，醫院原設計是提供1,000張病牀，1988年是青山醫院最擠迫的時期，共有2,000多名住院精神病患者。隨着病人增加，醫院重建工程於2006年完成，現時約有1,100多張病牀，以接收自願和非自願入院的病人。
當年青山醫院的特色是交通不便、自成一個獨立社區。但醫院的專業設計在六十年代算得上相當先進，例如收藏電線、有鎖插座（避免病人誤觸）、易操作門匙方便在緊急時護士可輕易打開；與一般人對精神病院幽閉的想像不同，青山醫院是「門常開」，病房和花園都是開放式，外面的路人可以跟裏面的人打招呼。全院的佈局，都是直接沿襲自英國醫院的設計。
當年病人是「院舍化」治療，病人在院舍內聽從命令，缺乏自我生活，容易導致不懂自我管理和調節。但過往的「監護式」住院模式如今已邁向以個人為本的治療及護理模式，強調病人參與和選擇。
2010年，醫管局推出「個案復康支援計劃」，有別於以往入院治療、出院覆診的模式，增設了「個案經理」，由「個案經理」長時間跟進嚴重精神病康復者，與他們建立夥伴關係，設定治療計劃。
「康復進程」服務模式
梅杏春介紹，出院的嚴重精神病康復者，會有個案經理貼身跟進康復者在社區中的生活。精神、身體狀況需要多一點關注的患者，則由精神科護士當個案經理；有家庭關係事務要處理的，則會由社工當個案經理；如果康復者在工作需要指引多一些，則由職業治療師當個案經理。在推行個案經理之前，每個社康護士負責九十個個案，疲於奔命，只看臨效果不要復發入院，上門了解的盡是吃藥打針情況，無法深入到個人層面。現在每位個案經理照顧五十名康復者，可以建立更好的關係。
梅杏春認為，精神病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需要，出院後走哪條路更合適自己？病人的康復之路應該由自己決定。而康復的定義對每個人都不同。對家庭主婦來說，早上可以不眼睏煮早餐給孩子、聽老公講心事不打瞌睡，就是康復；年輕男士覺得有份工作而非只留在庇護工場、樓下看更叫他一聲「陳生」而非當他「癲佬」，就是康復。康復既有臨意義如不用入院、精神狀況穩定等，亦有個人生活質素的定義。
2010年，青山醫院推行「康復進程」服務模式，成為全港先例。傳統精神科治療着重藥物及心理治療，治療計劃由醫護人員制訂，病人較少參與其治療及康復計劃。「康復進程」服務模式卻不只着重病情控制，亦重視病人的參與及選擇，病人與醫護人員一起討論，訂立一套個人化及以病人強項為本的康復計劃，是近年國際間高度認同的服務模式。
復康者的dream job
不少康復者在入職時，填寫健康情況一欄，掙扎着是否誠實地填寫有「精神病」，常會擔心有不好的後果。但「朋輩支援專家」這份工作，正正需要有患精神病的經歷。
「康復進程」注重夥伴關係及朋輩間的相互支持。青山醫院自2011年首次聘請精神病康復者為「朋輩支援專家」，以「過來人」的身份為精神病患者提供支援。此職位的入職主要條件是「有精神病紀錄」。
「這顆藥吃完，口會有點涼涼的。」這種感覺，甚至連醫護人員也未必知道。陳莉虹是全港首位全職「朋輩支援專家」。與社康團隊一起外展探訪、為住院精神病人搞活動，分享復康經驗。
她曾是美國上市企業的精英管理人員，年薪過百萬，就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患了躁狂抑鬱症。離開職場照顧身體一段時間後，很努力嘗試新生活，可惜無論是收銀員、補習老師還是保險經紀，一向人提到自己都有情緒病，就很快失去工作。「希望可以幫到同路人面對自己的病，令社會有更多正面看法。」
吃藥對康復者往往是一種障礙。「大多數患者能不吃藥就不吃，一來因為副作用，二來藥量彷彿代表了病的程度。」她說，很多人好了一點就自行停藥，導致病情不斷反覆。她常和同行者分享如何面對服藥這件事。「副作用也是有辦法對付的，例如口乾，可以含冰塊、甘草、或飲檸檬水。」
近年愈來愈多精神病康復者經過訓練後，受聘於精神健康領域的NGO。他們以「過來人」的寶貴經驗來傳送復元的希望。新生精神康復會全職朋輩支援工作員 Grace便形容：「這是一份dream job，曾經的困擾現在卻成為工作優勢，擺脫『精神病患者』的污名，正因為有這樣寶貴的經歷，才能勝任這份工作。」當她去到自己曾住過的病房分享時，病友都投以羨慕的眼神：「我也很想做到這樣啊！」
「當家屬不便去問患病的家人是什麼狀況時，我會和他們分享，讓他們知道病人的角度有多辛苦。」很多人最初也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病，她亦曾經如是。在任職小學教師期間，她患上躁鬱症。醫生說要長期吃藥，彷彿一生都要掛着精神病這個污名。「既然我還在吃藥，如何告訴別人我好了呢？ 」後來她慢慢才體會到，「康復」不代表不再復發，這是必須接受的狀態。
「『我』只等於精神病人嗎？我的人生還有其他部分。病令我更加反思自己的不足。病就像是暴風雨一樣摧滅了一切，但雨後可能會出現彩虹。」
重建互信
香港心理衞生會的朋輩支援工作員鳳儀亦有類似的感受：「病是一個禮物，讓我能夠成為同路人的祝福，是我活着的意義。」她曾因精神病失去處事能力，變成四五歲小孩，什麼都不懂，就像生銹的機器。後來因為參加小組建立人際網絡、勤力進修，慢慢走出幽谷。她與同路人分享「精神健康秘笈」時，討論觸發危機事件及應對計劃，氣氛十分融洽，大家都很交心。她用自己做例子鼓舞組員：「我最親的人是媽媽，一旦她入院便是我最大的危機。到時候可能會很慌張，腦很亂，什麼都想不到。因此狀態好時就要寫下備忘錄，一有警號就找社工和醫生幫忙，情況惡化就要收拾好東西隨時準備入急診或入院。」
「一隻蝴蝶安然停留在人手上，多麼令人震撼。」 另一位朋輩支援工作員Bonny則以攝影作品鼓勵同路人，「回到原始狀態的情感中，感受草木皆有情。讓此情再度起步，重建人間之互信。
「這份工作令我對自我價值有清晰的定位，肯定過往的不幸。」她當初無法接受自己患上抑鬱症，「連自己也抗拒自己，整天盼望自己有絕症。」她看精神科醫生，又見臨心理學家，一進治療室腦子卻空白一片，千方百計都打不開心結。「想過自己沒得救。」後來，她在偶然間發現攝影能幫她從另外的角度，探索自己的內心，「繞過理智的我，擺脫強悍的防衞機制，跳出來如實地訴說內心的不安。」
復元不是復原
新生會專業服務經理（社區服務）羅德明介紹，精神病對患者生活有很大衝擊，例如與家人關係、社交、工作、經濟收入，甚至社會階梯向下流，生命彷彿不再是自己的主宰。過去以「治療」模式控制病徵，後來發展到「復康」，給病人提供服務和幫助，而復元（Recovery）則是一個嶄新的精神復康概念，將康復者視為「整全的人」而非「精神病病人」，也不再視為他們為精神病康復羣體，而是每一個個人復元者。 每一位康復者都有獨特的優勢和抗逆力，也有各自的喜好和需要，復元旅程是獨一無二的。在個人復元計劃中，康復者是自己的駕駛員，其他人只是在旁同行。
文章選自《明周》2410期封面故事《精神病患 復元崎嶇路》。
本專題獲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 「2016年度卓越新聞獎」之「榮譽卓越專題特寫獎」(Honorable M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