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電影當下的發展，技術普及以致門檻降低是常見的說法。但拍攝電影真的變得容易嗎？沒有說下去的，是電影仍受各種規範，如資金與審查。自由的空氣，讓影像肆意飄盪。但在某些國度，拍攝電影仍像秘密行動，拍攝者只能尋找獨有的生存之道，也反覆嘗試跨越禁令。伊朗的麥馬巴夫曾被囚禁，流亡他鄉才能持續創作；新加坡鮮有的紀錄片導演陳彬彬，從直述歷史轉向更迂迴的叙事；還有我們熟悉的中國，趙亮的攝影機緊緊跟隨上訪的人民。每個閉鎖的國度，也有關於禁絕與對抗的故事。
陳彬彬在訪問中很寡言，每道問題也只輕輕回應。她的作品，卻在沉默中佈滿尖銳的刺，刺中政權之痛。她廣為人知的，是前作《星國戀》（2013）。作品被新加坡政府列為禁片，不得在境內公開放映。沉默的新加坡人，連禁絕也顯得稀少，因為長久也欠缺對威權政府的反響。然而，終於出現了眼前沉默的導演，以作品發聲。
首代獨立紀錄片
新加坡過去沒有「獨立紀錄片」這個概念。陳彬彬是少數的開創者，而且是女性。二十年前，她仍是一位攝影師，後來進入電視台工作，開始接觸拍攝。我想像的是拍攝新聞性的影片，但她微微笑道：「我是在處境喜劇（sit-com）組裏工作。」後來她前往美國深造，回到新加坡便攜上攝影機，走到各處拍攝獨立作品，在新加坡絕無僅有。
「我喜歡自由地到處觀察人們的生活。從攝影師到如今獨立紀錄片導演的工作也一直如是。」她說。不過，在新加坡的拍攝，需要面對很多規限。例如資金與生存條件的限制，但更嚴峻的處境，則是嚴密的審查制度。她的前作《星國戀》有關數名因參與政治運動而流亡海外的新加坡人。電影觸及敏感的議題，落筆之處卻是眾人對國家之愛。電影英文名稱是《To Singapore, with love》，因為愛才會發聲，這或許也是她作為創作者的隱約言志。「這是一部公路電影，」她說，「從新加坡前往世界各地。」流亡者遍佈各地，但都呈現無家無根的狀態。有人當年只能攜一個行李箱便離家，從此無法回頭。有人只能通過網絡與家人共聚，站在河的邊界上遙望故鄉。
新加坡的困局
不過禁制也打開了困局。「我覺得我只是在風波裏被抓住。」陳彬彬如此形容禁令。她說到，《星國戀》被禁後，很多地方的人民也對電影感到好奇。更有三百多名新加坡人偷偷前往馬來西亞觀看作品，是新加坡電影史無前例的一次。
談到在新加坡拍攝的限制與困局，她只簡單答道：「每一處的獨立拍攝也很困難。」《星國戀》被禁後，她在今年完成新作《終有一天》，早前在香港作亞洲首映。電影沒有了錐心的歷史傷痕，換成了悠長的時間，與充滿距離感的日常生活。她解釋，這是對時間與日常的探索，「我嘗試呈現在日常生活裏反覆發生的事情。好像火警演習、學校操場的集會等。」但電影中的國家時間廊，不免又引來政治上的閱讀。沉靜的她，在五年前與一羣導演組成”filmcommunitysg”，向政府爭取撤銷了的資助。哪裏有權力，哪裏有抗爭。
PROFILE
陳彬彬（Tan Pin Pin），1969年出生於新加坡。早年為攝影師，後到美國進修，成為獨立紀錄片導演。作品包括《Singapore Gaga》（2005）、《Invisible city》（2007），以及被禁的《星國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