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全球將可持續發展誤讀成可持續經濟增長。」林超英劈頭便說，指這是一切的禍根。自從將天文台這擔子卸了下來，他總愛自稱憤怒老人，很多事都看不過眼，嚕嚕囌囌，但人尚且快樂。時而遊歷，時而在草居中與友相聚，說天說地說人生。偶爾會從城市的縫隙中探索，眺望山也看看海，然後自草裏去，「自覺駁通天地」；他形容這是人「活出生命」的階段，既是可持續發展的體現，又是全球在地解決問題的核心。
香港人一直中了『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毒，他們不覺得社會和經濟是兩件獨立的事，慢慢便將社會納入經濟之內，單一發展。」環境最終成了犧牲品，更不幸的是「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原來就靠消費，而消費就需要能量，於是人類將很多自然的物質挖個清空，造成各式各樣不自然的東西買賣」，最後更帶來了環境和氣候變化，只因過去盡是一場獨腳戲。
「城市是有病的。」林超英這樣形容，然後他在紙上邊畫邊說，「我們要明白人類不只是要食飯生存，還需要有一個氣氛鼓勵生育，讓人感到生活有趣味，繼而持續地繁衍出另一人類羣組。」
世界問題在地化 不能再袖手旁觀
林超英認為，我們實際上已進入了一個 Glocalization 的新時代，「目前世界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因為全世界個個都在碳排放，令污染問題已由以前的 “Point Source”，到後來的區域性污染，發展成今時今日關乎全球氣候變化的嚴重問題，引伸出 “Glocal Problem”，即 “Global” 加上”Local”，已非某一特定國際所作的壞事，而是全球人做的壞事，需要相應的全球在地解決方法，每個地方的每一個人也出力，並跟隨一些指導原則去着手處理」；而互聯網的出現正好加速了 Glocalization 的發展，「網絡令全球每一個人發現大家原來都有共同的想法、共通的地方，於是有人會提倡少吃肉、少開車，全球人都在說這些事，且看人類這動物自我醒覺的能力有幾高」。當中指的是人類羣體，而不是一個人的 self-awareness。
他說，現在正是揭開新一頁的時候。「本來有一段時間大家都遺忘了氣候變化這個問題，以為有條協議就什麼都能解決得到，自以為有政府做就可以置身事外，多得 Trump，提醒大家，原來美國政府是會say no的」，全球在地解決方案隨即啟動。「雖然 Trump是個怪人，但卻意外地帶來一個正面影響，令大家自發羣起，企業商家又搞，州政府又話要自己搞，你看這一切都不需要中央落命令。」
集體良知可以推動個體良知
然而，這新時代又會帶領我們到什麼地方？「有趣的是，這個新時代似乎開始擁有一套普世的想法，愈來愈接近一個普世界，如果刻下能順勢通過一些民間助力，影響政府推行一些新政策，進入一個真正民政互動的新時代」，那改變將超出全球在地的範疇，而是使人類進步，令世界能夠真正恆久地、持續地發展下去。林超英續說：「所以政府在某些位置需要擔當一個領導的角色，去拉人一把，文青的說法就是用一個 collective conscious去影響一個 individual conscious；關心自然比環 保好一些，前者比較宏觀普及，不只着眼於某一污染，後者其實是很低層次的。」
臨別，憤怒老人有感而發，「我們需要可持續發展，這不單純針對氣候變化的問題，最基本是要對生命的尊重，當中涵蓋非人與人；一定要提醒自己，發展不等於增長，也可以是平穩的。在我來說，要持續地發展就要營造一個社會，每一個人在此當中都有一個條件、一個機會、一些緣份，讓人能達到 self-development」，自覺得生活有意義，才有改變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