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醫護界人手不足、工時長，已不是新鮮事。醫療系統早已失衡，面對第五波疫情來襲，確診數字躍升，不論醫護或救護人員的壓力亦倍增。縱使在此艱難時刻，在絕望中，他們仍抱緊信念，選擇堅守前線崗位，在風雨中為港人撐傘。
護士Jennie（化名）畢業不久便遇上疫情，每天的確診數字動輒三數萬，令她的工作量暴升，休息時間亦不免銳減，但熱誠卻沒有被磨蝕。她說，「過了這波疫情再回望，這應該是不錯的經驗，但現在就好辛苦，但如果我不做，情況不就會更差？」
於是，她自願加入dirty team，在第五波疫情甫開始，便被分派往於去年二月開始接收確診病人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HKICC）。縱使早有心理準備，在疫情以前亦曾經試過「連踩十二日，放一日，再返九日」的非人生活，她也不諱言，抗疫工作確實令她身心俱疲，但仍選擇默默付出，實踐救護人員的專業精神。
從小立志成為醫護 自願加入dirty team
Jennie自求學時期開始，就對生物、人體、急救等範疇感興趣，喜歡在YouTube看解剖片段，因此一直想成為醫護界的一分子。Jennie有家人同為醫護，明瞭工作辛苦，不希望她入行，她還是義無反顧，「其實做邊行都辛苦，不如鍾意地辛苦。」
她工作的HKICC原本主要接收輕症患者，病人情況穩定，能夠自理，然而，由於疫情嚴峻，患者太多，牀位不夠，故此醫管局數次放寬病人出院準則，同時呼籲輕症患者不要前往公立醫院急症室，HKICC目前已轉為接收居於院舍的長者及弱智人士宿舍的院友。
訪問在第五波疫情正處於水深火熱階段的二月尾進行，當時每間病房的病人數目已達最高容量，即七十二個病人，並開設了九個病房。
犧牲用膳時間 一個月通六次頂
病人與工作量直線上升，醫護人員的壓力當然大增。香港與美國、澳洲和新加坡等地不同，並未訂立醫護人員與病人比例的指標。以澳洲為例，當地已把護士與病人的比例定為一對四，香港的人手比例則已失衡多時，「香港在未爆COVID-19以前已經是一對十至十六，葵涌邨爆發疫情時是一對三十六，那時候的病人行得走得，但已開始做唔掂。」
老入家和弱智人士的自理能力較低，與能夠自理的患者相比，護士往往需要花更多時間餵飯、派藥、換片。即使有三位護士一起照顧同一個病房的七十二位病人，單是派一次藥也需要一個半小時，程序還要早午晚各重複一次，Jennie慨歎：「你一天有幾多個個半鐘？」為了盡早完成工作，只能夠犧牲自己的休息和食飯時間，原本護士每一更都有一小時用膳時間，如今，Jennie有時候用十五分鐘匆匆吃一頓飯，極忙碌的時候甚至沒空吃飯，但工作還是做不完，每每要OT。
工作量急升，休息時間也大跌。原本，醫護就飽受「追更」困擾，現在情況更甚。護士的三更制度分為“A”、“P”、“N”三種，“A”代表早更，約由早上七時到下午三時；“P”代表下午更，約由下午一時到晚上九時，“N”則是通宵更，約由晚上九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在疫情以前，通當都是“P”更接着“A”更地編排，而「追更」則是指“PAN”地排更，即是第一天由下午一時開工，待晚上九時收工後，第二天早上七時再當值至下午，小休數小時後，便要在當晚九時工作至翌日早上七時。換言之，即是在兩天內返三更，疫情以前，“PAN”的組合大概一星期出現在更表一次，現在平均四日就要重複一次這個循環，單是二月，Jennie已經歷過六次PAN，猶如「一個月通六次頂」。Jennie不由得說，同事之間士氣很低，只是在「死頂」。
無法照顧病患訴求 陷入兩難
醫者父母心，Jennie清楚知道，每當穿上一身護士制服，他們便肩負起照料病人，甚至患者家屬的重責。但在極度欠缺人手的非常情況下，她與同事都分身乏術，讓她陷入兩難。Jennie說，許多家屬因為擔心身在醫院的家人，因此會來電詢問病情，她理解家屬心急如焚，但她也有其難處，「其實我們有責任解答病情，但許多時候，我們連基本工作也未完成，又很多電話問病情，就更加耽誤我們的工作，其實很矛盾，問題的根源在於真的不夠人手。」
這種身不由己，也體現於處理病人投訴的時候。目前入院人數眾多，出院的人數亦同樣。護士忙於為行動不便的病人安排非緊急救護車接送服務，但輪候時間大約需要兩天，期間家屬看到至親等候多天仍未能回家，就經常致電投訴。Jennie也只能夠如實告知家屬實情，卻常被指摘「官腔」，「我們在盡最大努力去處理文件，不是故意耽誤他們，如果他們知道我們辛苦，不要經常罵我們就好。」
病人受病毒折磨，身體承受各種不適，又置身於陌生的環境，不免有怨言。然而，他們只在巡房時才能看到醫生，因此當有投訴和不滿，往往發洩在護士身上，Jennie體諒之餘，也不免無奈。所以，偶爾遇到病人諒解醫護的難處，着她有空才處理自己的額外需要，她已感到溫暖。她剖白，「醫護其實是專業，不是商場的customer service，我的責任不是serve你，而是照顧你，所以如果大家互相尊重，我會開心啲。」
無力感蔓延 仍努力恪守本份
第五波疫情，為本已艱辛的照顧者生涯添上不少挑戰，言談間，Jennie流露出掩蓋不住的疲憊，「無力感很重，做極都唔會完，你不知道疫情何時見頂，但只會逐個染病，人手只會愈來愈少。」但她沒有想過要在此時放棄，記者不由得問道，救急扶危，不畏艱苦，是否使命感使然？「唔係咁偉大的使命感，返工分內事。」她說得淡然。偶然，外賣的餐廳為醫護人員送上甜品，她已覺感動。
訪問過後，我們踏着暮色走回車站，日落西山，也意味着Jennie難得的一天假期快要完結，閒聊之際，她忍不住笑說，「好想做facial呀」。一個很平凡的念頭，在疫情之下，變得異常奢侈，這就是當下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