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一月十一日為Remembrance Day，和平紀念日，人們別上一株虞美人花，悼念世界大戰殉難者，謹記世紀浩劫的歷史教訓。近年世界局勢動蕩，爆發俄烏戰爭、以巴衝突，還有無數內戰和政治迫害，殘暴血腥的氣味無日無之。如今再讀兩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和自傳，從戰爭前線、社會崩裂、集中營屠殺經歷，理解戰爭的殘酷、人性的幻滅，以及和平的珍貴。
《西線無戰事》：年輕士兵的徹底粉碎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典小說，必數《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曾多次被改編搬上大銀幕。作者埃里希‧保羅‧雷馬克（Erich Paul Remark）為德國人，親歷第一次世界大戰，他以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之名，於一九二八年開始撰寫這部圍繞年輕士兵保羅．博伊默爾（Paul Baumer）赴前線的自傳體戰爭小說。書中鉅細無遺地描寫士兵於戰爭衝鋒陣亡的種種慘況，極具實感，在一場場殘酷痛苦的經歷裏徹底摧毀年輕人的信念，如同保羅的一段自白所揭示：
「我們年方十八，剛剛開始熱愛世界，熱愛生活；而我們卻不得不把它打個粉碎。那第一顆炮彈，那第一次爆炸，在我們的心頭炸開了。我們被切斷了跟行動、渴求和進步的聯繫。我們再也不相信這些東西了；我們相信戰爭。」
小說出版後大受歡迎，轟動當時德國社會，一九三〇年由路易邁士東執導的同名電影改編作品更奪下奧斯卡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獎。然而三年後納粹當政，作品被政權查禁並焚燬，雷馬克亦流亡異地，最終放棄德國國籍，移居美國。
《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見證文藝盛世轉入分崩離析的時代
此書為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以自己為中心所寫的回憶錄。茨威格經歷了人類兩次最大的戰爭，從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出發，談論的是人類共同的命運。書中他回憶身處的時代，歐洲從瀰漫一片理想主義的憧憬，經歷大戰蹂躪，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怨恨猜疑就如毒素般殘留着，即使兩次大戰間社會和科學技術進步，靈魂深處卻已失去自由與歡樂。他寫道：「假如我們的見證能讓下一代的人對那個分崩離析的時代哪怕有一星半點的認識，也算沒有虛度年華了。」二戰期間，茨威格的作品被查禁，為躲避納粹迫害，他踏上流亡之路，四二年與妻子在巴西家中自殺。
茨威格筆下記述不少和當時重要作家、藝術家的交往軼事，一方面印證其時文化藝術的盛世，同時更深刻突出戰爭摧毀一切的殘酷。例如他憶述好友法國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為人和相處，引述羅蘭說：「藝術可以給我們以安慰，慰藉我們這些個體，但是，它對現實無能為力。」茨威格指這在對方身上感到世界的脆弱造成了雙倍的悲哀。然而，他在記述羅蘭的一個段落，倒是悲哀中難能可貴的堅定，值得今人再思：
「正如他從來不要求別人服從自己的思想一樣，他也不願意屈服於任何束縛。他認為，凡是愛戴他的人，必須保持獨立，拒絕任何約束，而他自己要為世人做出榜樣的，無非就是：怎樣保持獨立，怎麼忠誠於自己的信念，即使與整個世界對抗也毫不動搖。」
《滅頂與生還》：集中營生還者的最後思辨
同樣是回憶錄，猶太裔作家普利摩‧李維 （Primo Levi）寫下多部圍繞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經歷的作品，包括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如果這是一個人》，親述泯滅人性的集中營遭遇，而《滅頂與生還》則是他生前最後完成的一部作品，從這場世紀政治暴行中反覆批判，思辨極權與人性之惡。
作為二戰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李維終其一生都在重訪集中營無法遺忘的暴行創傷。《滅頂與生還》比起記述集中營所見所為，更進一步提出不同質問，例如善惡、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像集中營裏「特權囚犯」的權力和集體意識，陷入施害與被害之間，成為「共犯」既承受罪惡感，同時是罪惡體系的載體和工具，正正折射極權國家的階級結構。
李維以集中營經驗，剖析人性在慘遭凌辱、面對死亡下充斥的各種複雜混沌，意在警醒「滅頂者」與「生還者」之間無法簡化的地帶，亦因為歷史無法簡化，悲憫同時，永遠保持思辨。「苦痛是唯一可以無中生有的力量，無須付出代價，不費力氣。只要你不看，不聽，不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