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英國樂隊Gorillaz由2D卡通人物組成，虛擬的樂隊成員具自己的個性與背景，甚至有自己的卡通。透過網站與MV等走紅，首張大碟銷量超過七百萬。此後銷量節節上升，並於各大音樂獎項中獲多次提名，背後其中一位主力正是Blur樂隊成員Damon Albarn。坂本龍一更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已透過電腦，與世界各地音樂人共同創作。香港音樂研究者黃志淙細數這些與數碼平台有關的故事，音樂發展由創作、產業、聽眾經驗、以至音樂文化，早為整個音樂生態帶來全新氣象。無論創作人還是音樂愛好者，在推陳出新的數碼音樂產品或平台中流浪到今天，這些行為模式其實怎樣影響音樂世界？除了無窮的選擇，數碼平台為音樂帶來了什麼？
逆轉音樂生態
在文藝復興基金會剛舉辦的搶耳國際音樂論壇上，黃志淙指出，根據IFPI 2016年全球音樂報告，數碼音樂銷售額在過去二十年中首次出現持續增長，數碼音樂產業總收入佔35％，超越實體音樂產業39%。數碼音樂平台在一度被指打擊唱片工業，但除此以外，它同時引領參與者進入了另一個音樂世代。
選擇變得主動
「我更有興趣的是音樂文化的建造。數碼是方便，是pervasive的。從前唱片工業旺盛，音樂在電影、電視、廣告片滲透，今天則是社交平台，人們可以build up自己的song list，像我的女兒十歲，她已經會為自己的生日會找song list。這種音樂的接觸引起的狂熱，與現時的live show文化旺盛也有關。」黃志淙認為音樂愛好者的選擇變得主動，在選擇的過程中，激起的狂熱同時帶動實體的音樂活動，甚或其他周邊產品。他觀察到，看live show 觀眾中，不少家長甚至帶着比他女兒更小的小孩。
「以前有許多gate keeper，但現在打開閘門的缺口以後，流通性以及accessibility都大幅提高。」曾任職唱片公司和DJ的黃志淙，特別體現到傳統產品角色影響力上的改變。這種角色不再壟斷發放權力，需要更多的是認識故事和經歷，體驗更多，擔當音樂導航的角色。他形容這是一種hybridize的狀態，不同平台之間互相合作。「當創作不再受從前的框架限制，而網上平台亦沒有疆界，主流還是獨立已不再重要。YouTube之類的平台有強大的流行性和威力，大家自不然可以做自己想過的事。」
較公平的世界
不止是普羅大眾得到empowerment，傳統機構一樣有利用這些平台的可能性。「以前只有牆做得到，不過現在是連雞蛋也可以有許多可能。」對他而言這樣的世界始終較公平，除了產業的考量，音樂文化的建立誠然更為重要。縱使有人認為直接以大眾為依歸的數碼平台，只是帶起容易入口的品味，黃志淙卻見到音樂光譜其實拉得更闊，「在大眾口味的兩端，我們還是見到了許多選擇。無論是尖端實驗前衞的音樂，還是土著性民族性的類型，都可以同時看見。」黃志淙相信數碼平台的版圖，可以如hyperlink的原理，透過廣泛的接觸面，一首歌再接到下一首，步步開拓個人音樂口味的可能。他自己亦會在streaming平台訂閱family package，與女兒和家人共享音樂。
廠牌的中介位置
數碼平台把中介角色的可能性打開，廠牌這種相對傳統中介人的身份，在數碼世代同樣有自己的獨特位置。
一向只簽外國樂隊唱片行兼廠牌的White Noise，在 2013年簽了第一隊本地樂隊TFVSJS（下稱TF），負責人Gary說，「他們是第一隊，也是最後一隊了。」同時經營唱片店而且沒有簽本地樂隊的經驗，Gary感到吃力非常。願意簽TF的原因，乃因其主力成員Adonian為熟客，一直有幫忙一些演出的宣傳設計，而且曲風與他個人貼近。當年為一隊剛冒起的獨立樂隊破例，這種廠牌關係，全然是一種個人化的操作。
White Noise十多年開始從外地入唱片到簽外地樂隊，尤其幫助日本樂隊進入東南亞市場。他們與外國及東南亞音樂圈子的交流經驗，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是以，TF第二張碟不單在日本製作後期Mixing，更獲邀參加日本來Summer Sonic 搖滾音樂節。在單純的網絡平台推廣外，Gary更提供了合作關係的網絡：「每隊樂隊的風格不一樣，我們就要思考如何以不同方式宣傳及推廣。」
Mass vs Niche
Gary對streaming平台推廣方式甚有保留，streaming平台上音樂人的利潤低微，就此放上整張碟始終於理不合。他願意的是把個別曲目一首一首，放上YouTube或社交平台，與唱片的模式區分起來，不至完全取代，又可接觸到更多聽眾。他承認：「streaming可以接觸到的音樂更廣，我們從前都是看封套買碟，哪有這麼多試聽機會。」然而，同時因為太多選擇，許多人反而愈是迷失，不知要聽什麼好。White Noise的唱片許多經Gary挑選，而且附有小小簡介。完整唱片的概念，由設計到曲目編排，還有與店主交流，乃streaming平台不可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