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陳凱宇的散文，第一個反應是生氣，第二個反應是，不忍對他生氣。
認識凱宇是二○一八年下半年的學期，當時我在南洋理工大學當駐校作家，兼教一門小說創作課，他是班上的學生。他每次交出來的功課，看上去都不像是小說，因為實在寫得太真實。當中有人物、有事件、有場景，當小說來讀也無不可，但有些涉及私密經驗的地方，如果視作虛構內容來點評，很容易會顯得冷漠無情。於是每次都害我苦苦猜測內容的真偽，以避免作出過於輕率的評價。更重要的是，他明明真的寫得好，難道還要計較不夠像小說而降低評分，或者勉強他服從於小說的要求嗎？讓他隨心所欲地發揮不是更好的做法嗎？於是便在明知是散文的情況下，在小說課中給了他高分數。
這件事值得生氣的有幾點。第一，身為小說家的我向身為散文學習者的他作出退讓。第二，我自覺沒有教過他任何對他有用的東西，或者他根本無需在我身上學習甚麼。第三，我有負於一個小說老師應有的嚴謹。以上三點，都是生我自己的氣，完全不是凱宇的錯。但我其實也是有賺的，因為我甚麼都不用做，就只是坐着欣賞這個少年交出來的文章，給他幾句鼓勵便完成任務。事實上，得到鼓舞的是我。看到像他這樣具有創作潛質的學生，不是身為老師最大的福氣嗎？至於散文技藝，我知道他自有學習對象，和持續磨練的決心。
現在回看，凱宇根本上是一個不能寫小說的人。他只能寫散文，也非常適合寫散文。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寫散文，而無需寫假裝是小說的散文，這一點值得高興，但也令我有點擔心。雖然也有人主張可以寫虛構的散文，但有心寫散文的人，多半還是對當中的「真」有強烈的信仰和需求。但要把現實經驗的「真」和文學表現的「真」等同，需要的除了是信念，還要有勇氣。在這方面，凱宇無畏無懼，令身為小說家的我非常佩服。我是那種沒有虛構的保護網，便完全不能自如地表達所思所想的人。
從頭到尾閱讀《深夜拾荒手記》裏面的文章，感覺有點像在看一部私小說，或者是近年歐美十分流行的autofiction。掛着「小說」和「fiction」的標籤，這類作品多少要做些虛構的設定，但很多時候還是毫無保留地袒露自己，邀請讀者對號入座。這層偽裝對凱宇來說似乎是多餘的。他的散文完全沒有虛構的味道，他也沒有虛構的意圖，但讀來卻有強烈的小說感。這種感覺來自事件的編排，和事件之間的聯想（有時是表面上沒有關係的），也來自三十多篇各自獨立的散文輯錄在一起所產生的總體印象——一個少年的成長故事。雖然不完全是順時序，但前後移動的時間焦點，逐漸地把主角從孩童時代到年輕成人時代的成長歷程鋪展出來。那不就是一種初試啼聲的「追憶似水年華」嗎？
不惜代價地求真，畢竟有其危險，而以身犯險，似乎是凱宇的深層寫作動機。寫作是自由的實現，是對壓抑的反抗，但個性溫良的他並不是想向世界報復，而是想向世界展示，無論多麼的脆弱和怯懦，人還是願意鼓起勇氣去愛。但他也同時深知，愛情的不能強求和不可多得，於是便得為自己的冒險架設一個意義的保護裝置。這個裝置不能幫助他實現欲望，但卻能幫助他把已然失落的和未曾得到的感情，化為珍貴的憑證。這個裝置就是散文。而要這個裝置運行順暢，他需要一個人設。
是的，散文需要人設，或者個人散文本身在做的，就是人設。我這樣說可能會對散文愛好者造成冒犯，說我把小說人物的概念套用在散文上。我無意把散文置於小說之下，也絕非貶低散文。我想說的是，散文作者的自我表現，其實是自我塑造，而自我塑造即是人設。我敢肯定凱宇一定同意，因為品性誠懇的他同時有狡黠的一面。正是這一點點狡黠，令他能夠成為創作者。沒有創作者是不狡黠的，不論是散文家，還是小說家。凱宇的狡黠在於，他很懂創造自己的人設。
陳凱宇的人設是甚麼？答案就在書名中——「拾荒」，加上「深夜」，再加上「手記」，背後的「拾荒者」不就是作者本人嗎？這個書名令我想起朱天文的《荒人手記》。「荒人」是甚麼？不就是被荒廢、被荒棄的人嗎？而且當中包含自廢自棄。但荒棄之人寫出手記，以寫作自明自證，結果卻能絕處逢生，荒而不棄。凱宇的「拾荒」異曲同工，亦主亦客，撿拾荒棄之物，也作為荒棄之物被撿拾，進而互相荒棄，也互相撿拾。那是辯證的、世俗的、卑微的救贖。但單單「深夜拾荒」是不完整的，必須要有「手記」、有書寫、有創造，才能完成救贖。
經過接近五年的「拾荒」，人設逐漸成形，手記亦逐漸成書，人書合一，最後成為我們此刻拿在手上的散文集。我想像不到，世界上哪裏還有更完美地自我定義和自我創造的行為。我們讀到陳凱宇自我設定的成長小說，一個「拾荒者」的啟蒙故事。他藉着「手記」的形式和寫作「手記」的行為，試圖克服成長中經歷的種種創傷和遺失。也許，根本就無所謂克服，正如無所謂痊癒。作者只是撿拾和記錄，讓原始經驗化為文藝這個第二層經驗。在第一層經驗中無法保留、恢復和糾正的事物，將在第二層經驗中得到安置。安置本身，而不是解答或解決，才是文學的終極作用。而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也在這個限定的安置中，殊途同歸。我知道，我再沒有生氣的理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