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衛戰75周年】從魁北克到深水埗，加拿大衛港老兵親述戰俘歲月
75年前的聖誕節，是 Philip Doddridge 的噩夢。
他此生的聖誕節都會想起那一天，那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保衛戰的最後一天，他和139名戰友被派往赤柱與日軍戰鬥，只有45個活著回來。
傍晚，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與港督楊慕琦在半島酒店向日軍投降。5天後，Philip 所在的加拿大兵團及不少英軍、防衛軍一同淪為戰俘。接下來的44個月中，他被日軍監禁在北角和深水埗的集中營，受盡鞭打、勞役和病痛的折磨。
來到香港的那年，Philip 19歲，他出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個小縣城，哥哥早逝，他是家中獨子。18歲參軍，編號E/29986，他隸屬皇家加拿大來福槍團（Royal Rifles of Canada） D連。他是參與香港保衛戰的1975名加軍之一，是其中活著離開香港的1418人之一，是仍能見證75年後聖誕節的17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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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軍人，我是個敗將，一名戰俘。」今年已經94歲的 Philip，仍想著這件事。聖誕節快到了，香港仍很溫暖，魁北克已經下了幾場雪。Philip 在家中接起記者的越洋電話，聲音很有力，只是說到長一些的句子，中間會不自覺停頓，微微喘氣。「我不覺得自己是戰爭英雄。」他說，「但我無悔參戰。」
「作為軍人，我必須戰鬥」
1941年，太平洋戰爭一觸即發，Philip 自溫哥華登船，本以為自己要隨軍前往歐洲對戰希特拉，沒想到卻在11月7日抵達香港九龍，3星期後，迎戰南下的日軍。
75年過去了，他仍能記起許多香港地名，例如黃泥涌、石碑山、大潭水塘、畢拿山。自12月7日，日軍攻入香港前一天起，Philip 就駐守在臨近大潭灣的石澳石碑山。隨著日軍攻克城門碉堡，新界九龍在10日內失守，日軍在18日登陸港島，19日攻到他所駐守的大潭灣附近。
這一日，是香港保衛戰18天中最血腥一日，日軍與英軍、加軍、蘇格蘭營、防衛軍等在黃泥涌峽激戰。Philip 對他所在的加軍另一營隊溫尼柏營士官長奧士本印象深刻，奧士本當日不斷將滾落的手榴彈拋回敵軍，最終縱身覆蓋一枚不及拋回的手榴彈，捨己救人。
Philip 自己所在的來福槍團D連則受命繞過大潭水塘，上畢拿山佔居高位。而途中，年輕的 Philip 一時逞能，「像荷里活電影場景一般穿過機關槍的掃射」，從路的一側猛衝到對面。一旁的少校當即大罵：「趴下，蠢蛋！那子彈上可寫了你的名字！」
而由於19日兵敗，第二天，Philip 隨軍撤退到大潭水塘的另一側，再嘗試上畢拿山頂，但路上卻遭遇日本軍車。他趴在草叢中，清楚見到對方有幾架適用於山地戰的輕便迫擊炮。
「子彈從我頭頂飛過，炸坍了我身旁的草堆。」他回憶說，「溫斯頓·邱吉爾有句話，『生命中最振奮的事，莫過於你被槍瞄準，但卻沒被擊中』。（Nothing in life is so exhilarating as to be shot at and missed.）他說得太對了。」
然而戰事的發展卻並不令人振奮，多人在激烈對戰中死傷，很快入夜，山上又下起雨。撿回一條命的 Philip 與幾人一起扛著腿部中槍的戰友上山頂，戰友人高馬大，他不得不放棄背囊以減輕負重，到達山頂後，在一間廢棄的小屋中累極睡去。
他至今仍記得自己捨棄的背囊中，有媽媽在加拿大給他的新約聖經。幸運的是，中槍的戰友沒有死去，他的聖經在泡了一夜雨水後捲起了邊，但仍能尋回，成了他此後44個月戰俘時光中的重要支撐。
18日戰爭記憶，發生在到埗才3個星期的香港。記者問 Philip，這樣為一個陌生的地方搏命值不值得，他沒有說出什麼冠冕堂皇的大愛詞句，答案真實而忠誠：「我為香港而戰，是因為身在加拿大軍隊，受命要這樣做。作為軍人，我必須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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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俘生活：「逃出香港是不可能的事」
聖誕節那天，他記得有人流血，也有人流淚。被派去赤柱時，他們被告知對方只有區區15個日本兵，但沒想到實際數量龐大得多，95人戰死。Philip 還記得其中幾位摯友中槍的位置。流淚的，是清點士兵人數的少校。
壓倒性的恐懼，自戰敗日開始襲來。從聖誕節戰敗到12月30日被俘，中間的那幾天，Philip 曾想過逃。作為戰敗一方，他們困於香港島上無路可退，也不知日軍將如何處置他們，乃至於不知香港是否會有重光的一日。
他想過幾種可能性，例如游泳到南丫島。但他也顧慮到，南丫島彼時只有少數的華人居住，自己能夠被友善對待嗎？而最壞的結果，則是被加拿大軍隊視為逃兵，被抓回監禁，甚至槍斃。他還想過，英軍是否有可能重演一年前的鄧寇克大撤退（The Evacuation of Dunkirk）？但他也知道，當時駐港的兩艘英軍艦艇都已經往北去到中國海域，他們無船可搭。
這是真正的無路可退，在無路可退中，12月30日來臨，他被日軍繳械，運到北角集中營，第二年10月轉到深水埗集中營，直到1945年8月香港重光，才得以獲釋。
集中營的戰俘生活，由鞭打、勞役、營養不良和疾病組成。Philip 很快學會少被打的方法，就是絕不要和日軍看守做眼神接觸，絕不做任何引起注意的事。有人被打到肢體殘缺，有人精神嚴重受挫，獲釋回國後，酗酒、自殺，也毀掉老兵的人生。
Philip 在北角集中營所做的勞役，主要發生在現今已不復存在的啟德機場。他記得那時每天早上坐貨船到達啟德，做挖山的苦工，因為日軍想加長啟德的跑道。到深水埗後，他們改為每天步行幾小時來回工廠，皮靴磨破，試過撿廢車胎，拆橡膠來補。
成日做苦工，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和營養，他們開始生病。在北角時，Philip 和許多人一樣，口腔潰爛，皮膚敏感，痛風，還有最要命的「電足綜合征」（Electric Feet）和「士多啤梨球」（Strawberry balls，或稱Hong Kong bag）。「電足綜合征」令人雙腳劇痛，沒有藥物，他們只能浸冷水緩解疼痛，或是光腳貼住冰冷的地面。「士多啤梨球」，則導致陰囊發炎紅腫。
更致命的集中營疾病，是可使人窒息而死的傳染病，「白喉」。1942年深秋，深水埗集中營為應對白喉，臨時征用一座大樓為臨時醫院，被俘的3名加拿大軍醫和4名做護工的加拿大士兵，就是全部的醫療團隊。Philip 是4名護工之一。「但藥物是不夠的，醫生也是不夠的，很多人還是死了。」他話聲低了下來。
44個月折磨，他沒有死。他從未想過逃出集中營，「逃出香港是不可能的事」。能做的只有苦捱。營中常有傳聞，說蔣介石帶領的中華民國軍隊很快會來解放他們，但每一次都是假消息。困在營中，他們了解外界戰況的唯一途徑，是偶爾會有中文報紙被偷運到深水埗集中營，再靠看得懂中文的華籍戰俘傳遞消息。
「媽媽在那四年（實為3年零8個月）中，非常擔心我。」Philip 說。回國後，媽媽告訴他自己寫了非常多的信寄給他，但 Philip 發現自己從沒有收到過。儘管如此，他在營中時也盡可能多地給媽媽寫信，可日軍審查信件，不允許戰俘寫「我很好」之外的任何其他事。
「於是我就寫，『媽，我很好』。」他說，「但實際上，完全相反！我一點都不好。」他努力寫的信，媽媽收到了兩次。
給香港政府的話
1945年回到加拿大後，Philip 入讀了喬治亞·威廉士爵士大學（Sir George Williams University）教育科系，成為一名老師，後來結婚，生下一個女兒。他是少數在戰後恢復得不錯的老兵，身體也硬朗，不忍昔日戰友被遺忘，和幾位健在的老兵一起成立了加拿大香港退伍軍人協會（HK Veterans Association of Canada），幾年前成為主席。
他為在香港保衛戰中犧牲的戰友建造墳場，在加拿大故土立下「衣冠冢」。渥太華常有老兵紀念活動，Phililp 白髮蒼蒼，腳步沉沉，還是經常出席演講。去年，他參與的甘德中士紀念公園揭幕式，是他最近常常提起的故事。
甘德中士是一隻大型的紐芬蘭犬，因為在加拿大甘德市被 Philip 所在的軍團收養而得名甘德，1941年時隨軍前往香港。「甘德非常勇敢」，Philip 說。他回憶甘德的三次英勇表現，第一次是在日軍登陸鯉魚門沙灘時，甘德衝上去咬住日軍的腿。第二次，甘德靠吼聲令行進中的日軍改變方向，沒有撞上躺在路邊的加拿大受傷士兵。第三次，一枚日軍手榴彈滾到 Philip 和6名加拿大士兵腳邊，甘德叼起手榴彈衝向敵營，就此犧牲。
2000年，甘德在渥太華被授予了英國的迪金勳章（Dickin Medal），堪稱動物界的維多利亞十字勛章。去年8月，甘德與養育牠的士兵 Fred Kelly 一起，有了自己的雕像和紀念公園，就立在甘德市。
而比起加拿大所做的紀念，Philip 對香港的紀念和保育狀況很是擔憂。他得知民間舉辦香港保衛戰75週年紀念活動，很感欣慰，細細看了記者發去的照片。但一個最近到訪香港的老戰友告訴他，他們戰鬥過的黃泥涌峽久欠打理，山林間已「一片混亂」。
「我覺得我們應該告訴香港政府，要好好保育這些地方。因為這裏曾經發生過很重要的歷史事件。」Philip 說。
聖誕節又要到了，苦戰與集中營生活已經過去75年，他現在能夠說出，自己對香港仍感親切。戰後，他曾三次訪港，最後一次是在2005年。
「參加香港保衛戰，是否改變了你的一生呢？」採訪的最後，記者還是忍不住拋出這個老土的問題。
「絕對是，一定是。」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