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之君主制和共和制各以榮譽與品德為動力，嚴刑峻法更適合以恐懼為原則的專制國家。」放諸今日，孟德斯鳩十七世紀的斷言只講中一半。極權中國的新疆集中營慘無人道，民主國家表現卻不見得足以自滿：譬如美國官方監獄人口比例冠絕全球，法國戰後六十年來在囚人士激增3.5倍，而1990年代監禁潮席捲歐洲，歷經民主化的「前專制國度」亦不例外，極端者如捷克在囚人口就飆升三倍之多。
如何解釋民主國度的監禁潮？法國社會學家法尚（Didier Fassin）指出，社會選擇性不寬容以及政客刑罰民粹主義互為影響之下，新罪陸續面世，輕罪傾向重判，造就判刑率的激增。不論專制抑或法治，現代社會似乎都執迷於懲罰。
何謂懲罰？為何懲罰？懲罰何者？在法理學家心目中的法律體系，一切都有定案。法尚《懲罰的三大思辨》（Punir: Une Passion Contemporaine）一書獨到之處，在於借助社會學及人類學的研究實例，突破現代法學的盲點，重組批判理論的思考方向：要探討懲罰的定義，先要問懲罰的概念從何而來；懲處的理由能否成立，關乎執行的方式是否一致；討論「誰受懲罰」，必然牽涉「由誰懲罰」及其針對範圍。
英國法理學家哈特（H.L.A. Hart）曾就懲罰列出五個經典條件：必須使其受苦或不快；必須就犯法行為回應；必須施予違法者本人；必須由違法者以外人士管理；必須由法律指定機關強制執行。哈特的定義賦予懲罰以道德與法律的雙重合理性，法尚則舉出法國警方案例反駁，懲罰與報復往往難以區分（例如警方使用過度武力），執法亦常針對族羣而非個人（按種族、階級、世代、性別等特徵集體處罰），而法外懲處諸如酷刑與無理拘留之普遍化與正規化已成「現代社會忽視的重大事實」，加上羈押未必符合無罪推定原則（法國出於防範措施將近半刑事被告還押看守所；嫌犯無力繳付保釋金則是美國拘留所人滿為患主因之一），法學理念近乎一種合理化說辭，充其量可視為牽制法外懲罰的助力，多於陳述事實理由。
至於懲罰必須受苦，觀乎歷史亦非必然。法尚引用人類學發現和系譜學考據，證明在不同社會中，犯行不一定需要懲罰，而懲處亦未必針對個人或要致其痛苦，例如巴布亞新畿內亞的初步蘭羣島（Trobriand）部落會以非議懲戒干犯亂倫的族人，崇尚自由的卡匏庫人（Kapauku）犯罪則多以賠償了事，監禁一類懲罰「不可思議也無法形容」；而古代西方亦一度流行強調經濟調解的日耳曼法，隨着基督教日漸壯大，逐步讓位於苦行贖罪的羅馬法，由「債務的情感經濟」（將報復心理導向補償）過渡至「懲處的道義經濟」（處罰犯人引導其贖罪）。從詞源亦可見懲罰觀的沿革：拉丁文 poena一詞原指債務、賠償、報復，後來引伸至懲罰，直至一世紀才衍生出折磨的含義。
尼采曾經斷言，人類還未解釋到懲罰的原因，理由並非闕如而是太多：贖罪、宣戰、治安、防範罪行、煽動恐懼、「製造回憶」、侮辱輸家、消滅墮落因素乃至抵銷罪犯所享有的利益。西方歷史上有兩大詮釋主流：功利主義着重結果，通過改造、防止、樹範達至社會最大利益，除效益外別無合理化懲罰的理據；報復主義則着重責任，強調懲罰出於道德衡量，旨在伸張正義，非關社會利益。兩派說法又混合出多元主義，既講矯正亦重制裁。法尚認為以上皆忽略懲處的情感層面，因而無法解釋警察暴力與法庭重判的普遍現象。不論是根據尼采、涂爾幹和巴塔耶的理論，抑或法尚考察的法國警方執法實例，在在顯示懲罰帶有激情甚至快感，所以用武總是過度，「邪惡的部分」永遠過多。
傅柯指出，懲處並非用於消除違法行為，而是將罪行與人口加以區分、分配及利用，恰如社會內戰，打壓一批保護一批，譬如工業資本主義邏輯之下，「人民非法主義」（掠奪）刑責往往重於「資產階級非法主義」（欺詐）。懲處的對象及範圍並非社會中立，法庭判刑亦多以背景因素衡量重犯風險，現代法律理論兩大原則─行為方責任和刑罰個人化─卻刻意忽視犯罪史形成條件和司法評估條件的社會層面，「社會的不平等受到雙重隱蔽」，懲罰理論的盲點令懲罰本身變成問題。
批判理論質疑法理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目的不在於否定所有懲罰，反而要為規範性措施訂下指引。在社會不均和政治暴力漸趨白熱化的今日世界，懲罰手段愈見升級，維穩掩飾失治，止暴結果製亂，民主社會尚且難以倖免，專制國度缺乏糾錯機制，只有愈演愈烈一途。
《懲罰的三大思辨─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
作者：迪迪耶．法尚（Didier Fassin）
譯者：林惠敏
出版：聯經出版
售價：$127
作者簡介
陳國榮，半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