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露天的大埔翠屏街街市，看起來跟其他街市無異，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間是菜檔、肉檔、衣紙舖等商店，四周是行人路，只是路分外寬闊，而且樹很多。但繞着街市走一圈，不難發覺路邊總是放了一疊疊整齊的發泡膠箱，兩個打直的套着一個打橫的，再用繩綁好，在其中一些膠箱上，貼了手繪海報，其中一張畫了一枝紅蘿蔔雙手合十作「拜託」手勢，寫上：「各位街坊：感謝大家支持及體諒前線回收者的工作，社區中看見彼此，大家協調讓發泡膠箱有變身的機會……」
有溫度的民間回收系統
設計這海報的藝術家程展緯，細心向我們解釋：「這些膠箱是附近的商店的，每朝早店舖員工開箱拆貨後，便把膠箱交給員工或回收者，回收者收集完，綁好在路邊，每晚都有貨車向回收者收購膠箱，運到內地回收重用，每條膠箱賣到五元到五元半，約六個箱為一條。這個街市有自己的回收生態，形成一個微型的、下欄式的經濟圈。」海報的作用，正是希望大家都看見這膠箱背後的故事，與其直接扔掉，膠箱回收後其實可製成其他塑膠物品，如打印機的外殼和酒店拖鞋等。
程多年來關注勞工和清潔工，早年的「椅子運動」曾為保安員和收銀員爭取座椅，又曾受到大埔清潔工王英菊的啟發，推動改良公共垃圾桶的煙灰缸設計。近大半年來，他一直關注翠屏街市的發泡膠箱回收問題。當很多人視路邊的膠箱為阻街垃圾，恨不得除之而後快，他卻看見一個民間自發處理廢物的系統，以及當中有情有義的社區人際網絡。
為了解街市的生態，他曾親身到街市體驗當清潔工，又在菜檔幫忙，平日一星期也有幾天會到街市跟街坊攀談，結識街坊。「這個街市每日扔近千個膠箱，這裏有個叫陳仔的回收者，執了十年膠箱，即是說他一個人便執了過百萬個箱，大家都知道膠箱在大自然一萬年都不會分解，所以他的貢獻其實好大。」有時候清潔工為免有人投訴，會暫時把陳仔的箱放在另一處「安全地方」，過後才放回原位。有貨車司機見陳仔年紀大，會義務幫他把紙皮鎅好，把箱整理好。這些額外的工作純粹出於簡單的善意，「大家覺得垃圾阻街，將之扔掉，看似很合理，但其實這裏所有嘢都有溫度。」
訪問當日，我們也遇見那貨車司機，他只邊執整膠箱邊輕輕說一句：「見佢（陳仔）年紀大先幫吓佢。」程又向我們介紹旁邊衣紙舖的朱先生，「朱生好出力，令到周邊檔口都會嘗試配合。這個地方的人容易一點去傾，可以用人的方法解決問題。」朱生指：「這種回收系統所需資源不多，但效果好大，如果這些膠箱扔去壓碎，好唔抵。」
除了連結前線清潔工、回收者和商戶，程也要跟食環署和區議員協調，花費不少心力。過程中最令人沮喪的，莫過於那些不知從何而來的投訴者，不費吹灰之力推倒各方辛苦建立起來的信任。如先前他和各方協調後，食環署決定在街市劃出實驗區，讓回收者在指定位置收集膠箱，但經傳媒報道後隨即收到投訴，實驗區的膠箱只好搬到更遠更窄的路上。「回收者朝九晚九不斷執，是很剝削的生活，這種工作有人肯做，也幫助解決問題，但沒有支援。」
提倡這種區內回收除了基於解決實際問題，也希望讓清潔工和回收者得到應有的尊重，「一開頭我以為一份工的辛苦程度，在於工作量，但原來不是這樣，有時一個人能否自主工作，重要過他有幾多工作量……譬如對於清潔工而言，工作的滿足感可能是見到街道由污糟變到乾淨，但兩個鐘後有人扔一堆垃圾，清潔工便接到投訴，他們的工作無讚賞，只是由投訴去推動，工作不應該是這樣。」
建立社區默契
以上的社區工作，似乎都不是大家對藝術家的典型想像，程展緯說：「我是藝術家，但我未必會稱這些社區工作為作品。我更加重視的是藝術家如何演繹公民角色，由公民社會出發倡議一些事情，創造議題。我們經常講兩種不同的藝術實踐方法，一是發現，令人見到被忽略之事，二是串連，把不同的東西串連起來，實驗新的想法和可能性。」
社區營造，連結社區從來都是程展緯關注的事，他也是舊時油麻地活化廳的創辦人之一，但他認為在自己居住的區做事，感覺真實得多，「我之前也做過好多空降式的社區活動，申請個funding，騰出自己時間去做。但比起一個你每日經過的社區，一定沒有那麼好。就像在這個街市，我每次經過，認識多一個人或一間舖，知道多一點點事情，沒有限期去完成一個項目，可累積成更有機的關係。我亦因此對社區感覺更強，更真實，社區內每個人都是有面相的，現在當我再行入這街市，感覺很不一樣。」社區工作常說「充權」（empowerment），首先要做的正正是親身走進社羣之中，如人類學家一樣仔細考察當中的細節和角力，而非站在高位隔空幻想出「受助」對象，「以前開始做社運時，自覺自己唔識，好擔心會做錯，但其實當你走入去（社羣），清楚當中的內容，便發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介入）。只有當你清楚問題所在，才會有權力。」
他相信，在現時社會充斥着無力感的氣氛下，從生活出發連結社區更為重要，「現時的政治環境下，所有組織好容易被瓦解，相對起建立組織，更重要是個體如何配合自己的生活做連結，在社區建立真實的默契，就如清潔工自動自覺幫忙搬走膠箱，又再搬回來。將來有什麼大的打壓時，好需要靠這種信任同默契。政權最叻就是令大家失去信任，你告我、我告你。這種社區關係亦不是計『顏色』的，我也不清楚他們的政治顏色是什麼，但我們需要這樣的關係。」
我們逛完街市後，走到附近的紅綠燈旁站着聊天，如程所言，大埔相對較多這類「舒緩區」，一些較為寬敞、讓人可以停下腳步的空間。環顧四周，不少連鎖店因「椅子運動」而陸續為員工增設椅子；再看看公共垃圾桶，清潔工毋須再把整個垃圾桶搬起去倒煙灰，只須拿起新設計的碟子倒走便可。這些由生活出發的微小行動，最終意想不到地放大成更深遠的改變。程指：「好不幸地，去年二百萬人＋1都改變不了大環境，但這般力量，拆開來用，可以好好用。少少人湊在一起，從生活上去做，確實可以改變到什麼，那能量亦持續到……無論現時秩序如何被破壞，我們要有信心重新建立自己的秩序，讓人知道我們有能力去實踐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