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中，我們屏息靜觀羅恩惠製作四年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看到大量訪問、剪報與官方機密檔案以近乎潔癖的慎重緊密縫合。有關被消失了的1967年，該找的人她找到了，沒想到的人竟也找了出來，有人在錯置的時空中繼續義憤填膺，有人幽幽縷述被浪費的人生，背後竟是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甚至根本虛構的因由……五味雜陳。
我抓了一個瞬間偷瞄導演，逆光中彷彿看到她以苦行僧形象在微縮機前佝僂。羅恩惠對真相近乎偏執，但為的不只是那段封塵歲月──歷史和現在本來就共用同一個肚皮，反反覆覆顛來倒去，待回頭，「六七」已然「一七」。
「我窮很多精力，以為自己為老人追尋真相，原來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太大的負擔。」
羅恩惠曾在港台電視部、亞視新聞部、加拿大新時代電視及無綫《星期日檔案》拍攝紀錄片，前後廿年。她離開傳媒崗位後到學院教書，四年前讀屈穎妍著的《火樹飛花》，有感於六七暴動基層參與者的生活困難，着手拍片，初衷是為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發聲，卻沒想到愈挖愈深愈不能自拔，恍如踏上不歸路，至今仍然不知通往何處。
她看過一份官方的少年犯名單，標示在名字旁的歲數才十三、四，他們未及看清外面的世界，就被匆匆關進牆內，罪名包括非法集會、藏有煽動性標語等，個別藏有爆炸品。出獄後不少人難以重投家庭和社會，在挫敗中白了少年頭。
另一種戰爭後遺症
「他們像戰爭後遺症的人，自絕於社會幾十年，不容易信任別人，也不容易與人相處。」羅恩惠說。
訪問頭一年舉步維艱，受訪者反應戒懼。羅恩惠用上最大的耐性，期間參與很多的，是葬禮──年長的那批經歷者逐一辭世，握在手中的歷史碎片灰飛煙滅。但她只能等待。
最終助她敲開大門的，是人際脈絡，裏頭竟包括自己過身多年的姨媽。某回隨六七經歷者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和火石文化公司，到沙頭角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她偶然發現姨丈姨媽各有單人照掛在展覽當眼處──這對紅色伴侶曾化名「羅歐鋒」和「歐堅」，領導東江縱隊抗日。同行者知悉，立時另眼相看。
「我感到自己當下升了級，成為先烈後人。」提起這樁意料之外，羅恩惠難掩詼諧：「其實我還有另一位姨媽當修女。」
終於她被圈成「自己人」，叩開一道又一道門，從訪問少年犯開始，到獲安排跟昔日的炸彈隊隊長見面。
同胞勿近、遍地菠蘿……那是爭議的核心。
隊長叫郭慶鎏，從前是港九油漆業總工會副理事長，今日是身虛體弱的獨居老伯，攝氏三十多度的熱天依然穿羽絨背心打底，見面前還特意吸幾次類固醇來提氣。訪問不久，他開始背誦人名，誰個工友何時死、哪裏死、死時的現場狀況，愈說愈激動：「鬥委會有信息要製造擾亂，我們擾亂港英大有道理，這樣表示我們愛國、反對（港英）統治……」
羅恩惠問：放炸彈會炸死自己和別人，有想過那很危險嗎？
郭慶鎏霍然坐直矮小身軀，雙臂在桌上一下子撐直撐開，恍如要用上最大的敬意來述說：那時的付出是正義的、正確的！革命總要有犧牲！
悲涼是留守「聖戰」的老人
羅恩惠用「悲涼」為那回訪問下註腳，自己也愈說愈激動：「感覺是他一直沒離開過『聖戰』，但那場仗一早散了，他們被遺棄幾十年了！」
她認識的六七經歷者，喜歡用電影《集結號》來描述心情，「一看就哭，活像自己也在等待號角，等到病、等到老、等到死，也要爭取阿爺確認他們是愛國的，但阿爺從未『吹號角』，也未頒勳章。」她一頓，提氣補充：「當然也有勳章，只是頒了給楊光。」
歷史遺棄了很多人，卻又眷顧了某些人。回歸後，楊光在前特首董建華手中領過大紫荊勳章；去世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感謝其「貢獻」。那是2015年，羅恩惠正埋首紀錄片的後期製作不見天日，但一口氣啃不下，掙扎着從堆積如山的資料中爬出來，抓了幾張剪報，整理成文，以《楊光的貢獻？》為題，發到網上──
「當時楊光是工聯會理事長、鬥委會主任，領導、號召各社團罷工罷市、滿街擺放真假炸彈。最失民心是炸彈擺放位置不止於政府機構，尚有電車站、兒童遊樂場、戲院、郵局、碼頭、銀行。拆彈專家及警方疲於奔命，市民陷入極大恐慌。單是7月28日，擺放炸彈的位置就有十七處之多。8月下旬，兩名稚齡姐弟在北角清華街誤觸炸彈被炸死；林彬及其堂弟被左派人士活活燒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