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談過《源氏物語》的幽默感，很可能只是我個人的偏見，或者年代和文化距離的使然。我恐怕未看過這本書的讀者，會因此得到「太荒唐、不值一讀」的錯覺，所以想回到稍為正經的角度，來談談這本巨著。
說《源氏物語》是千古巨著，一點也不誇張。成書於十一世紀初平安時期的日本，它是全世界最早由一人獨創的長篇小說。所謂獨創的意思，是它並非每個民族都有的神話或民間故事的匯集或改編，而是具有自覺意識的單一作家的原創作品。（雖然對於小說稱為「宇治十帖」的最後部分是否紫式部所作還有所爭議。）這比西方同樣具有獨創性質的長篇小說早至少六百年，比中國的最早獨創長篇（清朝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早七百年。這是相當驚人的現象。
更有意思的是，站在這個長篇小說史的源頭的作者，是一位女性。這不但在同時代的女性中，就算是在現代文學出現之後，也是絕無僅有的事情。可以說，紫式部完全是一位超越性的作家。為什麼在平安時期會出現如此卓越的女性作家（事實上當時並不存在同等水平的男性作家），日本文學史家應該早已給出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一個說法是由榮格精神分析學家河合隼雄提出的。當時的日本知識男性受到漢文化和儒家思想影響，追求的都是官場上的成就，使用的公文是漢文，就算「創作」也是寫漢詩，完全是在規範內的活動。相反，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家女性，卻有較高的自由度以非正式的日語假名來書寫自身的經驗和感受。而這些女性的常見出路，除了是入宮成為皇族的后妃，就是作為這些后妃的侍奉，以其文藝造詣增強主子宮院的魅力，博取皇上的歡心。因為這樣的經歷和條件而成為創作者的，除了紫式部之外，還有《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納言。河合甚至進一步推論，當時大盛的王朝物語，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女性所作的。
作為研究精神分析的學者，河合隼雄坦承自己並非《源氏物語》專家，不可能短時間內把握有關方面博大精深的學說。他試圖以精神分析的方法，另闢蹊徑，打開閱讀這部經典的新可能性。他提出的一個創新觀點是，《源氏物語》不是一部以男性為中心的小說（雖然它的主角是光源氏，而男性在當中享有強大的支配權），而是一部通過「女性之眼」去觀看和創造自身的「世界」的小說。他觀察到光源氏這個「主角」在小說的初段形象和個性也十分模糊，認為紫式部開頭只是把他當成一個具有貫串功能的角色，利用他來說出各種各樣的女性故事。一直到源氏在朝中失勢，自願謫居到須磨，經歷了人生的挫折，他才漸漸成為了一個有深度、有能動性的自主角色。
故事在河合隼雄的論述中佔有關鍵位置。作為精神分析師，他特別重視「說故事」對於人的自我建立的作用。他把故事區分為集體的故事和個人的故事。集體的故事最早見諸神話，但所有社會也有這些集體或共通故事，例如在平安時期成功男性應該追求功名利祿的故事—生女兒，培養她成材，入宮成為皇后，誕下皇太子，父親便能成為未來的皇帝的外祖父，也即是最有權力的人。（皇帝的母親的父親作為掌權人這一點，混雜了母系社會的味道。）河合認為，男性受制於這樣的共同故事，雖然看似擁有權威，但其實是缺乏創造性空間的。相反，女性看似沒有命運自主權，人生抉擇都被男性擺佈，但在共同故事（入宮成為皇后）之外，其實有更大的空間去想像自己的故事。而女性之所以能想像自己的故事，是因為擁有假名這種更為自由自在的書寫文，令她們能在備受約束的語言（真名、漢文）之外，開拓自己的世界。
河合隼雄的《源氏物語與日本人》是一本以嶄新方式解讀《源氏物語》的書。他試圖跳過現代化和西化之後種種對於男女關係和男權女權的觀點，用近似於神話學分析的方法，「還原」平安時期的男女觀念。有趣的是，他把神話學的原型方法論，結合佛教密宗的曼陀羅形象，建構出紫式部的內在世界（河合的書名原本是《紫曼陀羅》），而這內在世界所追求的，卻是個人的故事和個體的自我確立和自主。於是，《源氏物語》便同時具備了集體的故事和個人的故事的層面。可以反過來說，《源氏物語》成為了河合的以故事作為核心的心理分析的最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