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立茲攝影獎得主Sergey Ponomarev：你看不見的難民

Sergey Ponomarev拍攝歐洲難民潮的得獎作品

「你是怎樣接觸那些在你鏡頭下的難民？」

「走過去跟他們打招呼︰Say Hi」。最近獲得普立茲突發新聞攝影獎的俄籍攝影師Sergey Ponomarev如此回答台下聽眾的提問，惹來哄堂大笑。

把難民處身的怒海帶到全世界

2015年，在歐洲發生的難民潮，曾經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議與討論，收容難民與否，成了國與國之間的角力與焦點。Sergey Ponomarev從8月開始，進行了為期五個月的追蹤，跟隨着數個難民家庭，從抵岸的希臘到落腳的西歐及北歐國家，記錄下他們逃亡的足迹，以呈現出難民所面對的困難。

一艘在怒海裏載滿難民的小船，準備登陸希臘的萊斯沃斯島(Lesbos)，成了Sergey Ponomarev鏡頭下的主體，也是他的得獎作品。回想起最初獲委派這個工作時，Sergey說等待了整整三天，才有第一艘船的出現。往後的事，便是超過100萬的難民進入歐洲，成為歐盟各國政府的燙手山芋。

在此之前，Sergey曾在美聯社工作了八年，踏足過無數衝突現場：敍利亞內戰、羅興亞難民、頓巴斯戰爭、以巴衝突……見證過許多戰爭之地，對於苦難會否有所感悟？Sergey卻是輕描淡寫地回答︰「我不是去旅行，而是去工作，作為記者，應該要有心理準備的。」

拍一幀好照片不止於物理上的距離

對於新聞攝影，常有一個大哉問，在突發的現場裏，若面對垂死或需要救助的對象時，到底救人先定影相先？Sergey對此似乎沒有太大的矛盾與內心衝突︰「作為一個人，如果看到有人需要幫忙時，我也會伸出緩手。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為甚麼不呢？」隨即，他向記者展示在拍攝難民期間，曾經協助他們上岸的照片，像是輕易地消解了兩難之間的張力，然而，他也補充，自己未曾經歷過有人在眼前快將死去的狀況。

再進一步的叩問，背後涉及的是新聞攝影倫理的反思，除了以上的極端例子外，跟被拍攝對象之間的距離到底保持多少才恰當？戰地攝影記者Robert Capa曾留下過傳頌至今的註脚︰「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那是因為靠得不夠近。」然而，遠近之間的另一重關係是，被拍攝者的意願。Sergey說，當難民得知他是記者的身份，對於他的鏡頭，並不反感︰「當我詢問時，大部分的人都表示可以拍攝他們，很少遭到拒絕。」而在新聞的熱點處，他找到了一些難民家庭，獲得許可後，便展開長時間的記錄和追蹤。在這過程中，Sergey與被拍攝的對象，經過長期的相處後，也建立了關係，在他們安頓之後，彼此間偶爾仍有聯絡︰「除了那些換了號碼的人，已經找不到了。」

俄籍攝影師Sergey Ponomarev獲得普立茲突發新聞攝影獎

歐洲難民潮的照片，是Sergey以特約形式跟《紐約時報》合作，在2012年轉換成自由工作者前，他在美聯社工作了八年。轉換軌道，某程度跟通訊社的限制有關，他以在拍攝歐洲難民潮的經驗作解釋︰「在現場，我不需要使用連拍功能，也不用拍攝太多張照片，你要自己去決定什麼時刻才是最好的。除了對的時刻，你還需要一個對的位置，以照片來表達你想傳達的信息。我們是傳訊人，責任是令讀者能理解現場到底在發生什麼事。」不想遵從通訊社設下的指引，也是為了擴大及探尋更多不同風格的可能性︰「你不能只有通訊社的風格。但我也建議先在媒體機構工作，大約五年左右，可以吸取經驗。」

影像的力量正在消失？

Sergey相信，影像所記錄下來的是歷史。然而，在影像及資訊大量充斥的年代裏，第一手影像所帶來的衝擊及影響力，似是每況愈下。「是的，影像的力量似在逐漸消失，也暫時想不到很實質的解決方法。」他沒有否認，但仍然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夠打擾（Disturb）一些世界的運作。哪怕只是，勾起人們對於議題的關注。去年九月，土耳其攝影師Nilüfer Demir拍下了三歲敘利亞小孩Alan Kurdi伏屍在土耳其沙灘的照片，曾一度引起國際的熱烈關注及討論，影像語言，力量仍然存在。誠如Sergey在港展覽的主題「Refusee」，正是在叩問國際社會Refuse-to-see的狀態。一年過去，難民在歐洲社會中，融合與衝突的問題，仍然未解決︰「還有很多難民逗留在國家的邊境之地」。

走訪過這麼多戰亂之地，Sergey說自己不僅是戰地攝影記者︰「一般人對於戰地記者都有個刻板印象，雖然我有採訪過衝突地區，但我不認為這是我主要的工作，衝突只是報導的其中一個部分。我也有很多記錄日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