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本土】深水埗命名因為水夠深？方志研究專家沈思拆解地名由來

沈思在1980年曾為報紙撰寫本地旅遊掌故，開始到圖書館找方志埋頭苦讀，研究日漸深入，成為方志專家，如今除了經常出席歷史講座，也為不同機構編寫紀念特刊。

銅鑼灣以前位處今日天后站？旺角之名因芒草？深水埗命名因為水夠深？香港方志研究專家沈思談起地名由來眉飛色舞。回歸後不少人都對香港歷史感興趣，他卻一直偏愛較冷門的方志學，研究開埠前本地史，大奚山（大嶼山）、大步海（吐露港）、硤石尾（石硤尾）等古地名，看來不明所以。翻舊掌故，紙上遇上無名的專家，才知曉腳下身後就是古地，地名變遷就是香港歷史。

深水埗曾有廿三條村

說起香港的古地名，沈思喜以深水埗為例。他說，鴉片戰爭前的文獻已有「深水埗」這地名出現，深水埗屬較早已開發的地區，因為九龍半島內，長沙灣對出的水較淺，而深水埗南島（即現在大角咀南昌街尾的位置）水較深，很多渡輪都停泊在此，直至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深水埗區就是人口最多地區。

「深水埗有個獨特之處，當年英國租借新界，從九龍寨城起畫一條界線至昂船洲，即是界限街，而界限街這條線正好把深水埗一分為二，為了統一名稱，政府把把界限街以北的地方，稱為深水埗；而深水埗南邊，即割讓予英國那邊，則稱為『福全鄉』，所以今日深水埗今日仍有條福全街，正是這原因。」

沈思認為，相對別的古藉，方志文字較淺白簡扼，不過讀者要對地理有一定認識，這本《重刻盧中丞東莞舊誌》最初由明朝盧祥所撰，當中見到大磨刀山、小磨刀山和馬鞍洲等地名，毫不陌生。

他翻閱1911年政府憲報，上面列出深水埗區的二十三條鄉村名字：狗爬逕、鴨乪寮、雞笪樹、白薯茛、馬壟坑等，村名充滿鄉土味，隱約透露當年村民務農維生的日子，「這些名字現在已不復見，因為都是很小的村，只有幾十至二百來人，隨住1930年代政府開發深水埗而剷平，把村落搬遷，村名自然沒有了。」而狗爬逕正是現在的九華徑村，屬少有現在仍存在的地方，「若你跟村民聊聊，他們仍知道那兒以前稱為『狗爬逕』，『狗爬逕』是客家音來的。」

憲報上還寫有「硤石尾」，不是寫錯字，硤石尾約在現在白田邨位置，「當時有有很大石頭兩個疊在一起，人們可穿過石洞走，所以便稱之為硤石，逼逼狹狹的意思。」沈思說，後期在硤石下面有條村，名為硤石村，1953年發生大火拆掉，建立第一個公共房屋便改稱為石硤尾邨。

移山填海 地界轉移

深水埗的細小村落屬寮屋區，早已遷拆消失，「因為政府當年租借新界，需要食物補給線，故開發九龍半島，而沿路是生產鏈，1930年代，石硤尾一帶好多加工業，九龍城好多醬油廠，都是跟城市發展而出現的配套。」

城市規劃，移山填海，令地方失去地理特徵，然而，他認為古地名沒有消失或被死亡，只是被安上新的名字，或依據昔日地名來改成新的街道名字，如白田、鴨寮街，保留了相關土名，但位置就變了，只取其字。

隨着城市發展和新交通基建出現，村落移遷，舊村名會轉而成為新的街道名。

另一個例子是旺角，以前九龍半島很荒蕪，因為缺乏平原難以種植，也沒有大的氏族，在油尖旺區也不太多人，比較多人的是旺角村，「旺角村是一條村名，旺角村對出位置有個芒角咀，芒角咀可能很多芒草因而得名，因為有芒草，所以取名為旺角村，位置在今日花園街快富街市政綜合大樓位置，以前也是一個街市。」

「隨住時代發展和城市開發，地方名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尤其是當一些基建、交通網路出現，地名改變，位置也會偏離。例如以前港鐵出現前，荔枝角站是以前的長沙灣，美孚站才是大家認知的荔枝角或荔灣，銅鑼灣並非指時代廣場一帶，而是現時的天后站。

古地名會因為地理特徵、動植物、人物姓氏、事件、氣候等命名，所反映的是約定俗成的意思，亦有些是把原本的名字雅化，較為人熟悉的例子，如吊頸嶺改為調景嶺，掃墓坪改為秀茂坪，鹹田改為藍田。而新界鄉郊由於開發的地方較少，鄉村和山脈的名字卻沒太大變化，不少古地名仍沿用至今。

上山下村　用腳印證地名歷史

沈思熟讀香港古地名，沒想到他中學時不甚喜歡歷史科，亦抗拒死記年份，反而因為行山而愛上本地歷史。「我自小便喜歡行山，在新界行山時，看見很多有趣的村名，又聽到很多前輩和村民說故事，便勾起了好奇心。」在1980年，現已停刊的《星報》開設旅遊版，找他撰寫本地旅遊掌故，如大嶼山、香港石刻故事。

1911年政府憲報列出深水埗區的二十三條鄉村名字，當中狗爬逕、鴨乪寮、雞笪樹、白薯茛、豬寮村名早已不存在。

他親身上山入村，走訪村民訪問，他笑言自己性格包拗頸，從不相信轉述，對約定俗成的事會尋根問柢，於是每天下班到住家附近的油麻地圖書館，讀兩三個小時書，維時半年有多，查考《新安縣志》、《廣東方志》、《廣州府志》等等，「方志是幾百年前的文字記錄，經過整理，有官方認證的較可信。方志的古文較淺白簡扼的，但要對地理熟悉，談香港本土，不只能看香港，也看珠三角廣東省，因為香港以前歸東莞縣，很多圍頭話也是東莞話，移民也是由香山搬來，故文化有交流，經濟互動，不能孤立從香港角度看。」

還原1930年掌故王書籍

後來機遇巧合下，他認識了在大學研究方志的蕭國健教授，對方給他看一本天書——《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翻印本，由一位名為黃佩佳的先生於1930年代撰寫，當中詳細列出新界和九龍的地名和村民生計，令他大開眼界，可惜影印本印得太差，沒有標點，資料有妣漏缺失，所以很多前人想把它出版也不果。

元朝時，香港是珍珠產場，大德八年（1304年）的《南海志》上寫有關於香港的地名，包括大步海（今吐露港）、青螺角、荔枝莊（今大埔海對出的赤門海峽）、橫洲（元朗）和屯門巡檢。

沒想到，後來有朋友在舊攤買到一批舊剪報，正是這套書的原版剪報，於是沈思把它再影印，一邊研究一直靜侯機會出版，直至2016年，得到商務印書館願意出版，他連稿費也不收，義不容辭負責編校，先後出版《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及《香港本地風光‧附新界百詠》，「這兩本書是多年來知識的總結，亦是三十年來研究後對此書的回饋，我這麼多年來在圖書館講座、出書又用他的資料，其實已賺返哂。」

沈思直言，寫書時也擔心，黃佩佳究竟有沒有後人？由於從書中沒一句說家人，再看其他旅行前輩的書也沒提他有家人，故推測他沒有後人。「但直到《香港本地風光．附新界百詠》出版後，黃佩佳的外孫，即前無線電視編劇葉世康致電給我，我暗忖死啦是否追版稅呢？」原來他代表家族來多謝我，因為他們家中收藏也不齊，對他的生平不了解。」二人後來成為了朋友，才知道黃佩佳家族好大，還補充了不少黃佩佳從前行山的照片。

發現方志珍藏

沈思回想，其實三十年前，他在香港能讀到的廣東方志甚少，主要是台灣六十年代成文出版社的出版，他們把好多廣東的方志重新翻印出版，如嘉慶年間的《新安縣志》；直至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漸漸有微縮菲林流傳出來，透過大學的管制交換計劃，才能拿出來，當時便看到康熙版的《新安縣志》，而其他的《廣東方志》、《廣州縣志》也很少，故一般讀者根本難以讀到。

沈思早在廿多年前得到黃佩佳撰寫的旅遊剪報《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屬研究1930年代香港歷史的重要文獻，他一直希望把此書出版，終於在兩年前得償所願。

直至2000年，國內提倡「盛世修志」，每個縣、市、區、街道都由官方修編新的方志，同時把很多已失傳的方志、縣志再排印，將資料數碼化公開讓人看。相反，香港卻沒有一個機構或團體，願意把沒版權的古籍數碼化，讓市民公開參閱，大學亦缺乏資源這樣做。「澳門的虛擬圖書館也有做，這是香港的文化政策問題，因為近幾年，網上關心香港本土的人多了，而方志等古籍正是討論的根本和基礎。」尋根問柢，是他做學問的態度，也是關心本土歷史的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