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琴鍵，十指翻飛，仍舊優雅，卻不再獨特。
早前媒體報道，協恩中學校長一句「鋼琴太普及，不計入音樂技能」，眾說紛紜，掀起一場風波。學習鋼琴早不吃香，誰都想發掘咱家的莫扎特。廿二所傳統名校收生要求品學兼優，十八般武藝最好樣樣皆能，為揚威校際音樂節，音樂才能更必不可少。小學生紛紛考取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試八級，只為贏在起跑線上，成為基本技能，氾濫得掉價。樂器選擇為名校的收生要求所左右，學習樂器只求一紙證書──本末倒置，音樂修養，反而無人過問。
教學市場求過於供，學樂器為考試服務，問題接踵而來：學生只會彈三首考試歌、教師質素參差、普通家庭難以負擔……
問：音樂教育的意義何在？
鋼琴老師活在音樂裏，傳道授業解惑，且看他們如何以生命回答。好的音樂滋養靈魂，音樂原是屬於每一個人。
五線譜上，念念不忘，餘音嫋嫋。
紀錄片《音樂人生》裏，那個天才年少輕狂，氣焰囂張，眼裏的音樂容不下一粒沙子，卻哀傷地詰問生命與死亡，誠實而赤裸裸。觀眾一再被他打動，鏡頭內的黄家正為公眾熟知，但也僅止於此。
二十五歲的黄家正接受訪問，言談間褪去青澀，卻仍然真誠。「每一天，未拍之前，拍攝期間，上映之後，我都好aware有沒有被名氣摧毀我。」指早已“moved on”，他未有停頓，「半點也沒有。」
生命影響生命
紀錄片成就黄家正的名氣，音樂才是他人生的主旋律。
學音樂必然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黄家正走的是正統音樂路子，隨名師學琴、參加比賽、出國進修，他在不同階段，分別遇見三位良師：羅乃新、郭嘉特和Emile Naoumoff。
《音樂人生》留住了羅乃新教導十一歲的他練習貝多芬《第一鋼琴協奏曲》的場景：佇立在他身旁，彈一次，不對，馬上用聲音、身體動作引導他發掘樂句深意，投入着緊之至。六七年間，老師用心領他感受音樂。「開始教琴便知道，那種教法好用她自己心力，每一句每一刻都盡心盡力去教，從來未hea過我。」
黄家正的記憶因年月久遠而模糊。「我只記得，每星期那一個小時都似是發夢，不是飄飄然那種，是一種精神狀態，音樂於你身體內流動。」一首歌彈至駕輕就熟，完全掌握意思需要時間。黄家正從羅乃新身上學到對意義的追求，深入骨髓，已成為他骨肉一部分。他即場演示貝多芬《悲愴奏鳴曲》第二樂章慢版，「造作版」音符粒粒延宕，如朗誦「好假的肥仔」，他忍俊不禁，大笑如孩子，「要『唧』個meaning出來的，唧唔到啦！」然後，正常版樂韻流水行雲般從他指尖流淌，一室安謐。
四年來，郭嘉特教會他彈奏技巧，淬鍊一首歌的棱角。帶給他最大啟發的，卻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教授Emile Naoumoff──同樣年少成名的法國音樂神童。黄家正以「厲害」、「有智慧」和「癲」來形容他。「他也是我見過最sad的人。」他打開YouTube，展示他老師的錄像，他每天錄下一首即興創作，積累四千多個日夜，僅寥寥數人觀看。播放時他側耳傾聽，拋下一句：「真是天才！」
留學那四年，黄家正拒絕參加派對，苦練鋼琴，每天敲門跟教授聊天，從人生、哲學、社會、宗教、音樂到人生，無所不談。站在巨人的肩膊上，一個好老師能馬上擴闊學生眼界。「我老師說“A good student makes the teacher great”，反之亦然。」畢業前幾堂，他老師形容他為“steam of fire that nobody can ignore ”，難捨至極。千里馬遇上伯樂，是雙方之福。
教琴 vs 教人
學成歸來，執掌教鞭兩年，感悟更深。
四個字：以人為本。十七歲的黄家正曾說：「我想做個human being。」現在教學時，他念茲在茲：「你要記得你在教一個人，不是教一個人彈琴。」
坐在紅色轉椅上，聽學生Catherine彈奏，黄家正時而隨節奏動作，時而隨旋律唱誦，夾雜評價「太大聲」、”Good”，學生即時反應改正。一個樂句未完，聽出不對勁，他想於琴鍵演示樂句，學生已心領神會移開，毋須言語。老師認真教導，學生幾乎一言未發，於琴鍵上聆聽彼此。
「鋼琴只有兩件事：專注和紀律。」對他而言，天分不是一切，不是每個學生需要做音樂家，只想令學生由心喜歡音樂，才會自發練習。黄家正只不喜歡不願自己思索、等待答案的學生。「香港的填鴨教育遏止了求學好奇，創意潛力變低，思考不會轉彎，任何方面發展都有限制。」
黄家正不會逼迫學生考試，除非家長要求，或學生需要推動力。他寧可學好讀譜（sight-reading），不斷彈奏分析新樂譜，磨練技藝，遠比花費半年時間死練考試範圍重要，長遠而言最划算。
「香港教得好的人不多。」他指考八級難度降低，失去辨別優劣功能，外行人對教師資格要求不變，學琴的人一直增多，八級老師量氾濫，質素參差，佔市場大部分，一切是惡性循環。「許多人只考了五級和八級，只會彈六首歌，他們很怕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只能教八級以下，根本不認識什麼是音樂。」黄家正投放十多年生命，才練就一身武功，談起香港怪現象不免激動。「不可能未受訓練去教，那張證書甚至不是教學證書，難聽說一句，他們沒資格當鋼琴老師。」問題根源是整個社會風氣歪曲，無法辨別好壞。
「教育這件事，最有可能改變社會，一天我覺得自己對影響社會有責任，我就應該，也很自然地，對音樂教育有抱負。」黄家正說。
學琴收費昂貴，高規格老師一堂收一千港幣不少見，他一堂不過四位數字，自問資歷尚淺，是出於對其他好老師的尊重。「我並不是hungry artist，我需要自力更生，一個藝術家也是公民，搵食是為人生負責，盡最大努力選擇生活方式，有基本收入才能支撐我想做的事，令我走得更遠，這是我成熟的第一個象徵。」部分有天分但家境不好的學生，黄家正選擇分文不收。雖然言之尚早，但他說打算在未來設立獎學金供人出國念音樂。
香港人係得嘅
香港人常談「搵食」最大，指「從事藝術搵唔到食」，搞藝術談錢卻被污名化。「亞洲音樂家在外國是搶人飯碗，在香港，最好的想去外國，點解我要唔爭氣？」未來本應投身國際古典音樂界，比賽競技，忙於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的他，回港放棄唾手可得的進修機會，只為改變社會，教育公眾。
2013年，黄家正與朋友合作創立Music Lab，不停辦鋼琴獨奏會、合奏會，通過不同類型的古典音樂和創新平台演出，漸漸積累觀眾和叫座力。《陰霾中的自由》回應社會，與羅乃新合作《來自香港的人》，獨奏會《死亡奏鳴曲》，入座率達到七成，二十天賣二百多張票，本地音樂界算是銷情不錯。一場音樂會花六至八個月籌備，每天花三至四小時練習，花費的心力與收入根本就不成正比。他演出的費用全數撥作補貼行政開支，不求名利，但求無愧於心。
「香港不是很相信自己的人才，總是習慣別人叻一點，要相信：我未有你咁叻，但我有一天會做得比你叻。」本地音樂人表演空間不多，觀眾基數不大，生態出現缺口，以致全職音樂人只能停留於教學，極為局限。Music Lab目前密鑼緊鼓籌辦明年3月的「本地薑音樂節」，眾籌募集五萬元，志在為三十歲以下的音樂人提供演出平台，黄家正化身指魔俠炫技，口琴四重奏實動男和Veloz無伴奏合唱等。
「我直情覺得自己有種責任，將我自己做得有幾好有幾好，香港需要一個figure，證明香港人係得的。」黄家正說。
拋去天才和名氣的包袱，黄家正的人生一直敢於夢想。音樂路上，道阻且長，溯洄從之，定會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