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府自2014年就阻街修例上的諮詢，例如曾收獲的意見書中，不少認為當局應趁機會一併處理與街道管理相關的問題，包括非店舖的物品，如企業推銷易拉架和宣傳攤檔、地面包裝貨物、雜亂無章的街道建設等，都是普遍期望可改善的常見街道阻塞問題。不過，政府當局在立法會上回應，認為問題分屬不同執法部門的職責範疇，可根據相關條例採取執法行動。
同樣是阻街，另一些「障礙物」卻似乎被默許在擺陣叫囂。一個個巨型混凝石屎花槽、隨時需要迴避的修路工程、甚或一道道攔住了公眾休憩公園的門閘……這些看似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城市風景，令人不禁問，公共空間的管制標準為何？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梁志遠表示，空間是權力的象徵，常對低層行使權力，施行管制；同時放生符合掌權者的利益的「路霸」。專任小販成為主要阻街的打擊對象，彰顯了街道空間存在階級之分。
說起來，街道的使用，在「有幾阻」、「點才算阻」的矛盾，大家或忘了去問，究竟街道屬誰？
源於殖民地年代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以「衞生」和「市容」作為理據，控制人們如何使用街道，街道應「什麼都沒有」，才不會「阻礙」（政府認可的）工商活動。及至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浪潮捲至，政府採用新的管治策略，以各種方式為城市吸引來自境內或境外的流動資金。這項策略的其中特點，是城市街道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產、工作和生活；而是作為吸引本地或外地投資的磁石， 包括建大型商場、體育館、文化設施、博物館、會議中心和摩天大廈。
當香港由發展中城市一躍而成「企業式城市」，我們對市容的想像就是秩序、明亮和先進，代表着髒亂和落後的街頭活動，則要「嚴厲取締」。街道在公共和私人之界線彷彿是二元對立，偏隅街頭一角屬「偷來的空間」，若不符官方要求，會給勒令搬遷，不可霸佔官地。
然而，根據英國著名建築師亨特（Bernard Hunt），街道路才是最大的公共空間。「2000年以後英國城市研究提出『都市復興』（urban renaissance），特別是在一些因去工業化而導致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人口減少、建築破落的老城市，開始鼓勵小販進駐為市中心帶來生氣；一些城市亦意識到當土地用途過分單一，如商業區夜晚無人，純住宅區日間冷清，一些區域在每天指定時段了無生氣，也慢慢接受發展晚間經濟（night time economies）。」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鄒崇銘說。
他舉出學者Jennifer Robinson提出「尋常城市」（ordinary cities）的概念，目的就是要打破以「現代」都市作為城市發展藍本的單元：是否一定所有城市都要爭相吸引跨國資本才叫夠威？Robinson提醒當決策者留意到個別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就應避免未審先判地論斷非正式經濟一定會對自己的城市不利。
街道屬於市民，多樣性及混合功能是偉大城市的特徵，人煙稠密的街道，反而有利公共安全的維持。其實，街道要管理得井井有條，暢通無阻，固然困難；但要令人流連忘返，產生互動，讓享用街道的每一個持份者能延續其交往、互助的角色，在城市建設已經相當發達的香港，是一個值得我們思索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