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忘不了的倫敦地標，既不是賴斯特廣場彼可狄里圓環，更不是什麼杜素夫人蠟像館，而是國家肖像畫廊對面的一個紅色電話亭。在加州美術學院畢業後，找工作十分困難，西岸洛杉磯以外的廣告圈本來就僧多粥少，沒有人脈支援的新丁處處碰壁，好不容易直到七九年底才總算儲到幾個錢，準備回家探親。左計右計，反正雙程來回也不便宜，乾脆買了張環球機票，三藩市向西飛第一站先停東京，經香港到新加坡完成責任後，再由歐洲打道回美國。玩過柏林在英京歇腳，終於嚐到歸心似箭的滋味，冬季天黑得早，四點一過暮色四合，整個人魂不守舍如喪家之犬，有一天實在忍不住，跑進電話亭打長途電話給A。
不會是沒有預謀的吧？當時的公共電話不收電話卡信用卡，必須殷殷勤勤餵血淋淋的銅板，袋裏沒有足夠碎銀，休想拿起電話筒越洋聊天。《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男主角留學愛丁堡，暑假趁旅遊歐陸之便巴黎召妓，「多年後，振保向朋友們追述到這一樁往事，總是帶着點愉快的哀感打趣着自己，說：『到巴黎之前還是個童男子呢！該去憑弔一番。』」雖然性質南轅北轍，憑弔的意願卻有點人同此心，每回路過都不禁一陣黯然，或者「愉快的哀感」形容得太過貼切，還是「浪漫的一部份他倒記不清了，單揀那惱人的部份來記得」？
這回旅程有一晚空檔，原本打算去南岸節日廳聽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網上訂票付款出現故障，當日傍晚到票房打探，只剩幾張貴價門票，同行的法國大爺堅持不解慳囊。場館外通往彼岸的行人橋，從前依附在車軌旁邊，獨立改搭成新橋尚未有機會踏上，恃着有人陪伴，罔顧畏高症發作的危險，顫顫巍巍走到查寧十字路火車站。穿過大街是田野的聖馬丁教堂，街角有個老男人在派音樂演奏會傳單，號稱「巴洛克燭光」，一時興起決定當座上客。
賣票的小青年非常老實，小心翼翼解釋所謂燭光不過聊備一格，期望千萬不要過高──難道屢遭認為貨不對辦的顧客投訴，不得不先小人後君子？進場一看，果然天花板吊着的水晶燈仍然裝了燈泡，只有窗台疏疏落落點着幾支蠟燭，木櫈不論靠背座板都一貫地硬，氣氛絕對和詩情畫意背道而馳。不過音響實在空靈，韋瓦第的《四季》第一章不折不扣令人如沐春風，巴哈百聽不厭的梵啞鈴怎麼拉怎麼好，新建的愛樂廳設備再完善齊全，古樸的泥土味倒是沒有的。這些傳道的宮殿真神奇，連隔山隔水的粵劇放進去都適得其所，最近香港中文大學辦《帝女花》展覽，有人就提起佑寧堂錄唱片的韻事。
散場出來往北走，當然無可避免經過電話亭的位置。那次回到三藩市不久，便和A分手了，然而繼續共享生活空間，關係只有比「誤會期」更密切。倫敦詩人朋友有首《無題》，簡簡單單三句，「咱們分手吧／左手歸你／右手歸我」，精彩到恨不得佔為己有，可惜寫得太遲，否則縱使舌頭打結也要翻譯給A聽。
八七還是八八年出席意大利彼薩洛電影節，小城小鎮別具風味，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抵達後牙肉發炎，公餘只好在旅館房間呆坐。百無聊賴心血來潮，拿起電話撥了熟悉的號碼，那一頭接聽的聲音十分驚詫，以為出了什麼事，像《傾城之戀》所說，「晚上來了客，或是憑空裏接到一個電報，那除非是天字第一號的緊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四五年後聽到他的死訊，倒真是電話傳達的。想起這些，猶如見到燦爛陽光下漂亮的自行車，腦海立即浮起從前他出入踩單車，回到家托在肩上登上二樓的景象，除了平靜笑一笑，沒有其他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