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同性伴侶： 我在自己的家非法居留 押上一層樓也要提出司法覆核

結婚、搵屋、買樓，兩口子一起揀傢俬、挑瓷磚，按心中藍圖規劃着理想家居，每一天努力工作彷彿變得比較有意義。入伙了，美夢卻隨之破滅了——突然發現，住在自己的家，竟然屬於「非法居留」。

「我不想每一日住在自己 的家都要擔驚受 怕。」 Henry說。

Edgar與Henry在二○一七年於英國結婚後，翌年在馬鞍山購入一個居屋單位。香港現時並未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根據房委會的居屋政策，即使Edgar是業主，作為丈夫的Henry 也不能「聯名」持有單位，亦不能申請成為家庭成員同住。就算Edgar不幸離世，單位也不會自動轉至Henry名下。

假如默不作聲，按道理其實不會被查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想每一日住在自己的家都要擔驚受怕。」Henry選擇主動向房委會提出問題，即使他知道，問題最後要搬上法庭解決；即使他知道，輸掉官司的話，就要「被逼遷」或者「被賣樓」。「起碼這一刻我是理直氣壯：我係佢老公，我係喺度住，唔知你（政府）點睇呢？」

第一次 擁有一片小天地

步入走廊，放眼都是一道道銀色鐵閘，正想看清門牌號數，瞥見不遠處有一道厚重的木門，看上去就像竹林深處人家，記者知道，那 一定是Edgar與Henry的家。

打開大門，兩隻花貓，一隻橘金色，一隻灰白色，輕盈躍上木餐桌上迎賓。「牠們是Kit Kat和Oreo，已經七歲了。」Henry笑說。

兩隻貓咪好動八卦，時常爬上窗網，觀看駛過吐露港的船隻，或是以為自己可以捕捉飛過的雀鳥。

客廳靠牆一面有四個大窗，窗外就是吐露港海景，日光灑進屋內，非常開揚。上手業主住了廿多年，未曾轉手，原本的裝修比較殘舊。Edgar喜歡看海，二人第一次睇樓的時候，心中已有設計靈感。「那是一種充滿希望的感覺。」他們打破原本間隔，全屋按着海景（也就是玻璃窗）的位置規劃：從左邊起 是廁所，往右是開放式廚房，然後劃出一間玻璃房，再來才是客廳和睡房。

「整個過程好奇妙。」Henry說，第一次，擁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小天地。一塊瓷磚、一張梳化、一張牀，二人像砌圖一樣逐塊拼 湊。「就算是搞按揭，第一次要揹幾百萬債務在身上，擔心之餘還是相當興奮。工作不再只是為了搵食，還是為了一頭家。」

入伙那一天，第一次步入這間屋的感覺，Henry永遠記得。「入住第一年，我一直覺得自己在發夢，我可以每一日都留在家中，不用出街都覺得自己在放假。」二人特意將手提電話的充電設備放在大門旁邊，入屋放低電話等於放低外面的世界。

現實，當然不是說放低就可以放低。

屋企頓成法律陷阱

二人安頓下來之後，Edgar希望在樓契加入Henry的姓名，給他一份保障。找了律師，卻簽不了紙，律師發現，居屋規定家庭成員需要是配偶或者是有血緣關係的直系親屬。二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本來打算立遺囑處理。律師卻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由於香港並未承認同性婚姻，按居屋規定，Henry並非Edgar的「配偶」，照道理是不能同住。「我從沒想過，幾百萬買層樓，自己有份供但是無權住。」

誰會想過，一個人以真金白銀購下一層樓，最後竟然無權居住？

本應是最安全的住所，忽然變成一個最大的陷阱。「在一個如此私人的地方，每一日都要擔驚受怕，甚至有可能住都無得住，我覺得非常困擾。」Henry本來做會計，後來轉行讀法律，他知道，一個人因為不認識法例而犯法，也不是一個合理的辯解理由。與其偷偷摸摸住一世，不如光明正大提出問題。在律師幫助下，二人聯名向政府提出司法覆核。

結婚，許多人視為人生里程碑；在Henry看來，結婚反而變成麻煩製造機。「結婚之後，我們發現走到哪裏都會遇到問題。」買樓後，因為樓契加名出現問題，二人研究訂立遺囑，他們始發現，假如沒有遺囑，Edgar他日離世，Henry也不能繼承他的財產，包括這個二人合力供款的單位。

在律師介紹下，他們得知有一對女同志伴侶，因為其中一人意外離世，生前未有訂立遺囑，財產未能自動分配給另一半。面對失去至親的打擊，失去住所，遺孀還要應付對方家人為了爭奪財產繼承權而提出的訴訟，鬧上法庭爭家產。

Henry與Edgar對此感同身受，二人加起來不到七十歲，誰會忽然想到要立遺囑？異性戀有婚姻制度給予法定地位，權利受到保障，不用過分憂慮遺產分配的問題。當下，二人眼前有兩個選擇，一是私底下立一份遺囑，二是公開地挑戰財產繼承條例。二人坦言自己相對幸運，出櫃後與家人依然保持良好關係，相對有空間和餘力處理訴訟。既然已經為居住權提出司法覆核，一不離二，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因此受惠。

然而，他們押上的賭注，是一層樓，是二人共同栽種的家。

結婚、買樓，本應該幸福生活的開始，他們沒想到在生活上反而處處碰得一鼻子灰。

我不是一個議題

「首先，我當然不希望敗訴。假如真的敗訴，我們也有能力搬去另一個地方……雖然我會十分不捨得這間屋，特別是裝修這個家的過程。」Henry說，他自知硬頸，「相信香港法治，如果我真的被歧視，寧願全部人都知，這是原則問題。」

走在他們前面的，還有許多人，例如是二○○四年的Billy Leung，令同性性行為合法年齡從廿一歲降低至一般人的十六歲；例如二○一二年的W，令跨性別有權與異性結婚。之後還有黃耀明、何韻詩、陳志全相繼出櫃，近幾年又有多宗與性小眾有關的司法覆核，其中以公務員梁鎮罡Angus一案最受人注目，成功爭取公務員伴侶福利，海外同性婚姻伴侶可以合併報稅

「我們不是第一人，因為前人努力，讓我們知道法庭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審視政策。假如在更早的時候已經有人願意走出來，起碼我在成長不用承受這麼多驚怕。」打官司，對於一個小市民而言，一定是一件大事。二人起初曾考慮匿名，後來還是覺得，有需要將自己的故事告訴公眾。「我們不是一宗官司，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不少人會將結婚相簿放在牀下底， 他們的相簿就放在客廳儲物櫃， 還將相片貼滿櫃旁。

Henry今年三十歲出頭，回想在青春期發現自己喜歡同性的時候，他依然記得那份恐懼。「當時覺得世界好細，全校可能只得我一個鍾意男仔，怎會不害怕？」即使後來踏入更廣闊的網絡世界，他找到有關同性戀的信息，不是愛滋就是濫交。Henry擔心，家人知道他 喜歡男生會趕他出家門，內心充滿孤獨和恐懼，甚至考慮過自殺。直到二○○八年，有機會去美國大學交流，第一次在當地參與爭取同性婚姻的遊行，他才第一次親眼目睹，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個「我」。

學習接受自己，學習愛上別人，學習愛上同性不需要感到內疚，終於，Henry遇上Edgar。那時，Edgar已經向家人出櫃， Henry卻一直等到決定與Edgar結婚，才向父母出櫃。雙方家長的第一反應相當一致——為什麼一定要結婚？

Henry內心清楚，自己想找到一個伴侶，建立穩定的關係，二人一起成長。父親在母親的勸導下，經歷一輪掙扎，終於願意到英國見證，回港擺酒時同樣廣邀親朋戚友。「成長經歷令我不斷提醒自己，如果我沒有做錯，就要堂堂正正站出來。」

多年來，Henry努力解開一個又一個枷鎖，卻沒想到，一天住在自己買下來的居所，還要像少年時擔心不知何年何月會被趕走，他坦言接受不了。「我不是一個議題，我是一個人，住在一間屋，被人趕走的話，是生活上的問題。政府和社會都應該要明白，我們和大家一樣，只是為了生活。」

二人走訪多間店舖，才找到廚房的藍 色瓷磚，印花看上去似雕刻，相當獨特。

法例應當保障所有人

入稟之後，由於當時有海外結婚的同志伴侶就共同申請公屋提出司法覆核，居屋同住權一案被政府暫緩處理，財產繼承權一案先排期開審。

Henry表示，律政司及政府的文件都曾提及，簽份遺囑已經可以處理問題。「這句說話，聽起來像被人摑了一巴。為什麼法例不是保障所有人？既然簽遺囑就能夠解決問題，不如將整個法例掉落海算數啦。」

審訊時，律政司需要就政府的差別待遇辯解，曾經提出一個觀點，教Henry哭笑不得：假如Henry會取得Edgar的遺產，Edgar的媽媽怎辦？到時不就要跟Henry打官司嗎？「當下我只覺無言，為什麼政府不反問我怎辦？我也有份供樓。」

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引述梁鎮罡案的終院判辭，指出政府如有正當理由支持，差別待遇便不構成歧視；假如沒有合理解釋，差別待遇即屬歧視。法官認為，法例原意是防止死者逃避供養他人的責任，當中包括死者在法律和道德責任上要照顧的人，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外是錯誤做法。

即使法例給予同性伴侶繼承權，並無證據證明會破壞婚姻制度。因此，現行法例對異性伴侶及同性伴侶的差別待遇欠缺理據支持，不合邏輯，屬於歧視，裁定Henry與Edgar勝訴。

大門旁邊擺放了多張宗教相片，Edgar是虔誠天主教徒，Henry也因他成為教徒。

三番四次犯錯 誰的責任？

與此同時，岑子杰提出的另一司法覆核，要法院裁定本港法例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是違憲，則被周家明法官裁定敗訴，認為市民逐項政策和權利覆核會有勝算，但是岑子杰變相促 請法院承認同性婚姻，做法是過於激進。岑子杰形容，法官的說法等於「一條叉燒不會賣，斬開逐嚿賣就可以。」

「我明白法庭有憲制局限的角色，也同情法官認為自己的權力有限。」Henry說。「叉燒有肥有瘦，肥的時候可能合理，瘦的時候可能不合理，半肥半瘦就是灰色地帶。」由於每一項政策都是對應獨特的情境，法庭只能按不同情境解釋條例，審視政府的做法是否不合理。

Henry內心認同岑子杰的理念，亦同情他的遭遇，但是本來應該負上行政責任的角色，也就是政府，往往聽而不聞。「就算他想買叉燒，燒味舖已經閂咗舖。」

一個月之後，政府提出上訴，即使Henry早有心理準備，收到消息那一晚，他還是輾轉難眠。近年有幾宗同類型案件，政府都被判敗訴，判案邏輯都有參考梁鎮罡案，換言之，終審法院已經作出最後裁決。「人與人之間相處，第一次犯錯，別人總會原諒。然而，三番四次犯同樣錯誤，大家的關係就會變得惡劣——到底對方是否永遠都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Henry不解。

結婚相簿盒內有囍帖、結婚證書、婚後第一次派的利是，還有一封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寄給他們的信件，表示要撤回Edgar作為教區聖召委員的任命。Edgar對此耿耿於懷，每次訪問都會提及這封信件。

作為一個市民，尚且不能以「不懂法例」作為辯解藉口，一個政府同樣有責任，需要確保政策合法合憲。「假如政府有盡責，我就不用經歷這些煩惱。」收到上訴回應之後，他與 Edgar需要趕到法援處辦理手續，又要再付一次分擔費。

上次開庭一日，Henry一方的律師費都要百多萬，相信政府一方亦如是。Henry付出一定的分擔費之後，就算敗訴，大部分訟費也是由政府承擔。「既然司法覆核都是要用公帑解決問題，為什麼不選擇其他方式？例如是公眾諮詢？」Henry認為，假如政府願意帶頭全面檢討政策，一次過修正不合憲法的政策，性小眾相關的司法覆核案件將會大大減少。

反對性小眾權益的陣營，經常以「社會未有共識」作為理由，質疑平權運動。二○一八 年，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曾發表研究報告，發現二○一七年已經有過半數香港市民支持同性婚姻，相比起二○一三年，只有三成八市民支持。此外，近七成市民認為，香港需要立法禁止基於性傾向的歧視，同樣比二○一三年的五成八支持率高。

「媽媽有句口頭禪：什麼事情都可以拿出來講清講楚，道理一定站在正確一方。」 Henry說，自己性格倔強似足媽媽。「我行得 正，企得正，就算最後終極敗訴，我都可以抬起頭搬出去，總好過被人捉住手趕走，還要低頭認錯。」

「一時強弱在於力，千秋勝負在於理。」 道理，總有說得清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