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彼思動畫攝影總監林敬雄 在虛擬中尋找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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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彼思動畫攝影總監林敬雄 在虛擬中尋找真實

15.08.2021
由受訪者提供
The front of the Steve Jobs building, seen on March 16, 2017 at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in Emeryville, Calif. (Photo by Deborah Coleman / Pixar)

彼思動畫製作室(Pixar),一個大家趨之若鶩的名字。其出品屢獲奧斯卡殊榮,全因動畫電影笑中帶淚,人物個性鮮明,能掌握說故事的節奏,鏡頭精緻得像真人電影。眾多幕後功臣之中,攝影師的角色舉足輕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是那部攝影機不在手心,而是藏在電腦,以及掌鏡人的腦中。

這個數碼世界內,一切靠想像而生,再以科技補位,彷彿天馬行空。港產彼思攝影總監林敬雄卻強調,要在假中尋真。在二十四年的彼思動畫生涯中,他曾參與十二部鉅作,如《超人特工隊》、《沖天救兵》、《玩轉腦朋友》、《反斗奇兵4》等,他一直在虛擬世界之中,追求真實的攝影感覺,希望能好好拍電影,好好說故事。

港產Pixar攝影指導林敬雄
港產Pixar攝影指導林敬雄

做動畫的初心

林敬雄在香港長大,中三遷至加拿大,後來搬到三藩市讀電影。畢業後,不擅長畫畫的他從事定格動畫,拍攝真實場景和公仔。一九九五年,《反斗奇兵》上映,是全球首部全電腦動畫製作的電影。只是開場五分鐘,看到散兵遊走的生動畫面,他已內心驚嘆:「這就是未來!(That’s the future!)」他發現,電腦攝影的可能性很大,可跟真人電影結合。憑著傳統拍攝的經驗,他輾轉在一九九七年轉到彼思工作,負責《蟲蟲特工隊》(1998)的場景配置。

轉換跑道後,一切重頭開始,但熱情依舊。林敬雄從小喜歡玩公仔(Action figure),網上聊天室的頭像也是個鹹蛋超人圖案。時至今天,這個大細路仍在看《幪面超人》和《鹹蛋超人》。拍攝動畫於他,就像在操控人形玩偶,兩隻字:「好玩。」

入職五年後,他被升為《超人特攻隊》(2004)攝影指導,原本緊接負責《五星級大鼠》,但臨時換導演。後來遇上《沖天救兵》(2009),收視大好,下一套卻再被降職。他語帶無奈:「第二次了,做了十三年都被燉冬菇?」離開的念頭閃過腦海,但他隨即自我叩問:「彼思是全世界最好的動畫公司,如果真的喜歡做動畫攝影,為何要走?」

苦思一輪,他始終覺得動畫製作是歸宿。「做動畫,我可以有百分百的控制。」他笑說,從前為拍傳統電影捱更抵夜,休息半秒也奢侈,如今不滿意可推倒重來,沒靈感就去逛一圈,靈感襲來隨時開工,白天拍夜景,炎夏拍寒冬,關機開機連戲不花氣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整個團隊都願意努力嘗試。

虛擬拍攝中尋真

每部彼思電影大概需時四年,頭兩年處理故事與美術,後兩年得經過八個步驟,包括建構模型、建立骨架結構、建構表面、布景與攝影、角色動作製作、模擬、燈光和成像製作。「燈光、佈景、拍攝」的步驟不再適用,「拍攝、佈景、燈光」成了新法則。身為攝影指導,林敬雄的首要任務,就是領導團隊去拍攝動畫製作,運用虛擬攝影機系統,決定取景處,設定鏡頭位置,編排角色的動作,以電影鏡頭加強氣氛,推動故事發展。

林敬雄會反覆咀嚼劇本,了解情節和衝突,摸索角色的內心世界,繼而跟其他部門合作。故事觸覺不可少,以《沖天救兵》(2009)為例:「劇情表面上是,Carl Fredrickson為兌現對已故太太的承諾,帶著屋子前往南美。其實重點是,未必大事才算是一場冒險,每日最恆常的事,才是奇遇。這是故事的重點,攝影就是要圍繞這想法發展。」而《反斗奇兵4》(2019)大部分戲都在古董店,團隊會帶相機電話,捐窿捐罅周圍影,層架後的蜘蛛網和電線等場景,都是因做功課時受啟發。

到了拍攝現場,虛擬相機的功能和規格跟真實的無異。現時彼思有四款球面鏡片鏡頭(Spherical),兩款寬螢幕變形鏡頭(Anamorphic),視乎電影需要而轉換。《反斗奇兵4》多用長焦鏡頭拍特寫,創出夢幻大散景圈,捕捉玩具的渺小。「一定要有實感,如果鏡頭不真,就不會覺得玩具有生命。」有幕採用「裂焦濾鏡」(Split Diopter Filter),令前景的Gabby Gabby和中景的小叉同時清晰入鏡。 林敬雄說:「攝影機的重量、擺位、移動軌跡,愈貼近真實愈好!當然用電腦也可作弊,但盡量不做真正相機無法做到的事。」他還興奮地分享,未來計劃跟鏡頭廠合作:「到時所有規格都會像真的一樣!」

最重要的是故事

最叫他自豪的作品是《玩轉腦朋友》(2016),劇情講述十一歲小女孩韋莉,踏入青春期的思想轉變,大腦控制塔住了五名「腦朋友」,各自掌控不同情緒。電影以現實世界和腦部世界為主軸,前者背景是三藩市,拍攝手法寫實,首次使用基於真實鏡頭的虛擬鏡頭,以手持鏡頭為主;後者鏡頭順暢,很機械式和準確,景深淺變形少。

後來《玩轉腦朋友》奪得奧斯卡最佳動畫獎,攝影部應記一功,他卻強調:「電影拍得再華麗也好,沒有好故事,觀眾也不會留下深刻印象。人人都知故事最重要,卻未必做得到,但彼思真的會竭盡所能呈現故事。」為了好好說故事,可以去到幾盡?他說,每部動畫都得花上好幾年的修改潤飾,有時會延遲上映日,甚或更換主題或製作團隊。《玩轉腦朋友》本來關於快樂和驚慌,但籌備時一再卡關。一個大型內部放映前,導演Pete Doctor行山時靈光乍現:「應該是快樂與哀愁!」於是硬著頭皮跟主管說,故事尚未完成,然後在一星期內重寫大綱。

最後的完成作,林敬雄非常滿意。「尤其是當今世代,很多人抑鬱。電影教人認識負面情緒,明白哭泣和傷心都是正常的。這部戲不只是娛樂,走出戲院後,觀眾還會思考。」他深信,黑盒子內看到的不只一霎,而是能夠長存。

《玩轉腦朋友》
《玩轉腦朋友》

香港是孕育靈感的土壤

好鏡頭和好故事,都是經年累月地一點點累積。

在他眼中,香港是孕育靈感的土壤。小時候他在香港長大,追日本卡通,看本土連續劇,也會觀賞外國電影,中西文化皆有涉獵,為他奠定好根基。有時他會模仿日本大師黑澤明的蒙太奇手法,也深受小津安二郎啟發。例如《沖天救兵》,很多時都參考小津,運用焦距50mm鏡頭,固定機位拍攝。適時也會靈活變通,如小津常用低角度拍攝,但林敬雄認為仰角令人物變得神聖,會破壞哀傷的情緒,於是將「榻榻米視角」改為俯瞰,以長鏡頭為死後的開端,推至廣角定鏡拍攝,直至汽球升起,鏡頭才再移動。

香港電影也是他的靈感來源,動畫動作場景總有本土影子:「其實不用參考,我流著港產片的血!」自小看成龍和洪金寶的打鬥電影,每幕都記憶猶新。他認為,香港電影的動作片乾淨俐落,可看清拳腳,而美國的多是快剪,用零碎而混亂的鏡頭,創造興奮感。他盡量參考港式做法,讓觀眾清晰地跟隨每個動作。

一直做就能做好

若不是疫情,林敬雄每年都回港探望親人。「香港是多元城市,我每次回來都受到啟發,很多事發生,很多東西可觀察,由此而生的故事很世界性。」對上一次回來,已是兩年前。他打趣地道:「疫情之後,世界變得很小。現在可以在家工作仲正,我日後可以半退休,回香港繼續做動畫。」

這股熱情,是彼思團隊的共同點。《反斗奇兵4》中一幕一分四十秒的戲,也要用超過三個月完成。「做足功課、反覆砍掉重練、不輕易放棄,大家都很有恆心。」他說:「在彼思很多人都很有才華,但每個人都很勤奮。20%是才華,70%是努力,10%是運氣。只要你有興趣,有目標,熟能生巧,即使你的電話已經可以創造很多事,一直做,就能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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