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樂團與女高音龔麗妮在今屆香港藝術節演出《虞姬夢》，那是作曲家瞿小松的新作，從虞姬角度想像項羽窮途末路的英雄悲劇，藝術總監閻惠昌擔起指揮一職。樂團綵排時，閻惠昌不苟言笑，像將軍指揮整個樂團，節奏多變，時而急促，時而緩慢。
他訪問時卻侃侃而談，談起傾注畢生的中樂，豈料也談到他對科技的興趣。他將記者問的第一條問題交給DeepSeek，然後打趣道：「DeepSeek是這樣回答的。」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閻惠昌
出生年份：一九五四年
出生地：陝西省合陽縣
音樂歷程：
1983-1991 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兼樂隊藝術指導
1993 新加坡風格公司古典音樂製作部音樂總監
1995 高雄市實驗國樂團駐團客席指揮（2000年正名為高雄市國樂團）
1997至2003年9月 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
2003至2017年9月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
2017年9月至今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
2013-2017 台灣國樂團音樂總監
問中樂是何物
它在香港叫「中樂」，在新加坡叫「華樂」，在台灣叫「國樂」，在內地叫「民樂」，當我們談論中樂時我們在談論甚麼？閻惠昌待過四地，先在中央民族樂團出道，後來在新加坡唱片公司、台灣樂團工作，現於香港中樂團擔任藝術總監，看來由他來談四地的稱呼差異最為恰當。他先考驗近來好友DeepSeek，看它也答得靠譜，接續才說自己的看法：「這是根據各個地方的地域歷史和對文化的認同，所以所取得的名字不同。」
一九七七年，港英政府市政局發起香港中樂團，中樂團一詞相對是西方管弦樂團的客體，由中國樂器組成的樂團就是中樂團。在新加坡，人民協會其下樂團包括華樂、馬來樂、印度樂和西洋樂，顯示種族共融一面。
國民黨來到台灣後，為延續中華文化的正統，中樂自然成「國樂」。閻惠昌提到，民樂一詞在內地學界亦有爭議，因為民族音樂並沒囊括五十六個民族的樂器，卻以漢族為主，「從一九五○年代到現在形成這麼多年，基本上就是大家約定俗成的習慣，還是把它叫民樂。」
二十世紀初，中樂開始以管弦樂形式來表現；一九五○年代音樂家彭修文確立中樂吹、彈、拉、打四聲部，現代中樂於是奠基。「我覺得中樂就是活的傳統，它不僅是古樸中的符號，更通過現代編曲、樂器改革和跨界對話，是一種持續於時代共振的聲音。」閻惠昌說。譬如琵琶彈響的《十面埋伏》原為古曲，作曲家劉文金和趙咏山重新編曲，終為現時所聽版本。閻惠昌認為傳統音樂和現代音樂組成中國音樂，傳統音樂再分為四大類：民間音樂、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和宗教音樂，而他最先從民間音樂接觸到中樂。
一畢業躍升首席指揮
他的家鄉陝西省合陽縣是一處鄉村，遍布民間音樂，他很早就學習到各式各樣的民族樂器。後來到西安音樂學院學習西方交響樂指揮，又走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民族樂指揮，因為後者是一九七○、一九八○年代碩果僅存開設民樂指揮的學校。畢業後，他原希望到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在中
樂先驅彭修文麾下工作，但礙於不可抗力，他最終須往中央民族樂團擔任首席指揮。
甫從音樂學院走出來就要獨當一面成為首席指揮，並領導比自己資深得多的音樂家，「只有在你自己的專業領域裏面，讓這些資深的音樂家認可你的專業水準，那就很多事情都非常好辦。」他印象最深刻是一九八七年首屆中國藝術節，老中青三代指揮千人大樂團，老前輩是彭修文，年青
一代就是閻惠昌，場面有五六百個胡琴、三十幾個揚琴，「指揮一個這麼龐大的樂團，對我人生來說是巨大挑戰。」
一九九一年他離開中央民族樂團，成為自由音樂家，曾到新加坡唱片公司任音樂總監。一九九五年他到高雄市實驗國樂團做客席指揮，當時他首次踏足台灣，發現整體社會瀰漫非常濃厚和廣闊的中國傳統文化，相反他自己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成長：「包括到高中畢業的過程，都是沒有傳統的，全部學的都是毛主席的東西，毛主席的著作。」不過風水輪流轉，後來他觀察到內地逐步恢復國學，台灣卻開始在學校切割國學。最後他在台灣只待了兩年，因為前輩彭修文再向他招手。
香港香港 臨危受命
一九九六年，彭修文為候任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但他身體抱恙，向港英政府提議聘請助手，原定三年後由助手接任，那個助手就是閻惠昌，「我一聽到彭修文先生要找我當他助手，我說這太好了，好像我再讀一次研究生，我有這麼一個導師帶着我跟他一起工作。」然而尚未踏入一九九七年，彭修文便離世，閻惠昌只得臨危受命，出任音樂總監。
閻惠昌坦言當時有些憂鬱，甚至想像跟樂團合作兩年後發生最壞的狀況：「別人都不喜歡，我也沒有能力再去指揮這個樂團，我就拿包包走。所以我記得剛開始在樂團合作的時候，我也沒有想着去買房子，我就租個房子，傢俬都很簡單，一個箱子一打包就走人。」
他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上任，首次以總監身份在香港主場指揮，就是六月三十日的回歸晚會，轉眼做了二十多年。二○○一年香港中樂團公司化，他的崗位由音樂總監變成藝術總監，職務範疇拓寬，管理層問他有沒有特別訴求？他便說：「我覺得一個人有自己的專長去從事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個職業，就是這個人一輩子最幸福的事情，我說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我從來沒有跟樂團或者政府開過任何條件。所以一眨眼就過去這麼多年了，這也是我意外之事。」
小城大事 如何創新
中樂既來自傳統，又是現代產物，若要發展下去，閻惠昌認為演奏、作品、指揮、樂器、觀眾、樂評六者缺一不可。
指揮：樂團舉辦多年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和指揮大師班，源於閻惠昌十多年前觀察到中樂指揮大多來自交響樂背景，惟缺乏正規傳統音樂教育，決定讓欠缺經驗的年輕指揮有機會指揮香港中樂團，累積前線指揮經驗。他不諱言，團內音樂家亦需要突破心理關口，例如同一首樂曲要被十多個學員指揮合共十多遍，並需容忍能力不足、甚至是指揮上的荒謬錯誤，「但慢慢從樂團的強迫性工作，逐漸成為大家（團員）自豪的一件事。」
樂器：傳統胡琴琴皮多以蟒蛇皮製造，故琴皮易受氣候影響，音色不穩，而且許多國家禁止蟒蛇製品入境。樂團遂於千禧年代研發出環保PET薄膜替代蟒蛇皮，製造環保高胡、二胡、中胡、革胡及低音革胡，胡琴音色更加穩定。
觀眾：他便說：「我們搞藝術的人就是要善於『無中生有』。」他坦言中樂團從流行文化切入多年，但對擴展觀眾起不了大作用，「只有中樂團演奏流行音樂的時候，他們會來聽，但是你演奏他不喜歡的、不是他關注的那些音樂，他不會來。」最近他看到遊戲《黑悟空》、電影《哪吒2》，以及一直以來以三國為題的遊戲、動漫，認為可以扭轉年輕人對中樂的看法，中樂就是在遊戲、電影裏聽到的樂聲，不止是在紅磡殯儀館吹「啲打」的音樂。
樂評：去年五月，他結識新朋友AI。席間忽發奇想，說AI可以用於樂評，推廣大眾欣賞中樂。另外他又想起一九八○年代在中央民族樂團的往事。中樂的打擊樂器「雲鑼」容易走音，不似琵琶能夠調音，於是他跟音樂家專門向雲鑼師傅指教，才知道怎樣透過敲敲打打進行調音。但他最近用AI就成功弄出一份雲鑼調音的資料，他相信AI可以造福業界。
學科技、學AI都是為了音樂，「音樂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當然我是一個對甚麼都有興趣的人，我也可以五天完全不聽音樂，我想學的東西特別多。」回首這些年，他坦言除非是從沒做過的音樂會，否則多指揮一場、少指揮一場其實也不大分別，「我要步入人生比較年長的階段，能夠把我的經驗好好傳遞給青年的音樂家，這是我現在的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