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戲劇近年看似旺場，音樂劇《大狀王》多番重演，即使《最後禮物》、《愛我別走》和《香港式離婚》等劇開演數十場，同樣不消一會便告滿座。《藍圖》針對戲劇方面，目標建立主要演藝團體的「進出機制」、放寬工廈改建成小型劇場或黑盒劇場，以及推動文藝界與商界合作等，預期掀動戲劇界生態。然而戲劇不止大團、大明星，在亮麗成績背後，採訪中小型劇團和獨立戲劇工作者，上述新政如何影響他們未來發展？
業界中堅未獲諮詢 進出機制取態兩面
《藍圖》原定二○二三年施政報告推出，最終在去年施政報告公布後才粉墨登場，期間多出一年時間以作準備。劇團「一條褲製作」藝術總監胡海輝和另一劇團藝術總監Juan（化名）皆為資深劇場人，但他們均表示未獲諮詢，作為業界一份子，也是從新聞得知《藍圖》詳情。《藍圖》備受關注的一點是建立主要演藝團體的「進出機制」。主要藝團俗稱九大藝團，直接由文體旅局資助，每個主要藝團每年度至少獲資助上千萬；相對而言，其餘藝團受藝發局資助，並分為一、二或三年資助，每年度獲資助金額最多以百萬計，一條褲製作和Juan的劇團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說要爭取做主要藝團，可以多一點資源做我們一直做的事，當然我不介意。」胡海輝對劇團申請成為主要藝團持開放態度，雖然進出機制未有詳情，但他已對審核機制存有擔憂。他認為，進出機制背後運作原則需要交代清楚，即使部分藝團終未獲資助，亦可獲得回饋，從而得悉改進方向，「作為主事單位，這些跟業界、藝術家溝通可以做多一些。」就劇團是否申請加入主要藝團，Juan態度相對保守，他擔憂在主要藝團名單進出的話，可能影響劇團穩定發展，「其實我們的劇團沒甚麼野心，有些團可能真的要好龐大發展，它必須要好充足、好多的資金和資助。我們團不是這樣想，就在現在的資助環境，我們怎樣做到最好。」據他了解，九大藝團亦背負「更重的使命」，並非他期望劇團發展的方向，「可能在marketing上他們要推廣好多事，或者有些受中央一點的政策（影響），九大藝團必須要首先參與，譬如去大灣區。」
劇場空間不止傳統黑盒 工廈劇場或建有機生態
即使不去大灣區，留在香港亦不等於容易有演出機會，因為演出場地有限，多由官方供應場地。對比倫敦西區、紐約百老匯，香港的私人劇場少之又少，因私人劇場需申領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很多時支付一定金額改建單位才符合牌照要求，於是《藍圖》提出放寬工廈改建成小型劇場或黑盒劇場。然而未有具體執行細節、開放程度和規管要求之下，胡海輝、Juan和獨立戲劇工作者梁子峰未敢言籌組自家劇場。Juan認為官方也需要給予工廈改建後的劇場相應資助，然而資助後的擁有權誰屬？若劇團非百分百擁有劇場，演出仍需獲官方批准的話，他預視將會影響劇團使用劇場的自由度。
梁子峰是小型劇團「黑目鳥劇團」創辦人之一，劇團現時轉為主力教育戲劇，成員多以獨立身份遊走劇場。他指出戲劇演出已不限於正規表演場地，「在這幾年發展，coffee shop都可以做表演場地，不需要一個正規的set box，都可以做個表演。」梁子峰和胡海輝都提到，讀劇這種表演方式甚至不需要正規表演場地，在劇團排練室演出即可，胡海輝認為那是現行條例的灰色地帶。
胡海輝便提議，除了放寬工廈改建成小型劇場或黑盒劇場，或可容許排練室作為表演場地：「整個（演出）計劃可能要七八個月前預訂（政府場地），但可能五六個月前才通知（能否預訂），我又不知道成不成功。所以作為整個團體運作，計劃一定好難，但如果容許我們將自己排練室變成一個正規收費的表演場地，我可以讓排練室做實驗一點的事，我覺得對一個劇團、對一個藝團都有好處。」
與此同時，Juan指出不能忽視藝團現存在葵涌、新蒲崗等地工廈的藝術生態。他舉例：「火炭藝術村出現，其實跟中大藝術系很有關係，慢慢有人、慢慢聚，慢慢就會形成一個community。但如果由上而下那樣空降，好像會架空了脈絡，發展都不會好organic培育得到。譬如現在新蒲崗有好多rehearsal studio或者小型一點的黑盒劇場，其實因為大家慢慢在這裏聚集，可能會互相support，從而形成一個小社區。」
商界合作的可能？莫道你在選擇人 人亦能選擇你
官方主動提出文藝產業化之先，已不時看到商界冠名贊助大團演出，娛樂公司英皇娛樂亦曾投資製作舞台劇，如《短暫的婚姻》和《最後禮物》。文藝、商業看似相容，卻不是胡海輝、Juan和梁子峰多年來在劇場所經驗。梁子峰直言一枝獨秀的戲劇演出其實不多，「當不是那麼大型的project，究竟它能夠得到的資源有多少呢？甚至中小型（演出），究竟它又能不能夠得到這種關注度和發展機會呢？」
三人皆表示，從不抗拒跟商業合作，只是這件事從未發生。原因可能倒過來，商界跟文藝界合作的誘因細。大團演出接觸到一定的觀眾羣，贊助機構的宣傳才奏效。故而香港戲劇協會副會長余振球倡議，設立支持文創產業的免稅制度，讓商界有所得益。「在商言商，他（商界）真的要做善事嗎？問題是商界做善事，有那麼多慈善機構，為甚麼他不給他們？」胡海輝說，一條褲製作唯獨劇作《長夜守燈》關乎臨終照顧，符合部分基金主題，遂與醫療相關的Topaz Edelweiss Foundation合作。
至於Juan的劇團，「一生之中試過有商界apporach我們，是地產商投標西九（文化區）的時候。」西九文化區曾考慮讓地產商投標管理，那時某地產商致電給Juan劇團，「他應該亦都打給很多團，說『有沒有事可以幫到你們的團？』，其實只是空泛提出一些善意，可以跟他們申請一些資助。但好像幾個月之後，政府最後推翻跟地產商合作的決定，所有事『砰』一聲就沒有了。」
察看《藍圖》時間表 檢討過往培育未來
Juan坦言：「我們勉勉強強才有marketing這個部門，以前都沒有。但是我們的marketing都只是想辦法怎樣做到最好，將現在的模式推廣到多點觀眾。從商業角度去想，我們沒有這種人才，也沒有這個錢。」故此他認為，文藝產業化需要新一類通曉商業、行政和文化研究能力的人才，《藍圖》並未提及。
《藍圖》裏類近的計劃，可能是由今年開始「為藝團及藝術工作者提供在市場推廣、發售門票、社交媒體等方面的訓練課程」。梁子峰除了參與製作戲劇，亦有從事宣傳部分的平面設計工作，「整個（藝術市場推廣）行業其實一直都在（前）行，人才都有，只不過究竟大環境有沒有足夠機會，或整個環境是否提供足夠機會讓這個行業的人去發展呢？我覺得是誠意。他拋了一個想法出來，但是這個行業已經在這裏，究竟他的想法和構想能否實踐、真正有作用，要看他怎樣做。回到根本問題，現在似乎都是一個比較空泛的構想。」
Juan亦不諱言，香港文藝業界沒有長遠發展的經驗，大多比較中小型或臨時，「它（《藍圖》）的規模那麼龐大，其實我認為沒有相當經驗或視野的行政人員可以憑空出現，香港本身沒這方面經驗的官員和部門。於是現在從部門官員裏面，去找覺得有能力做，或者政府信任的人去領頭，但他下面的人也重要，譬如下面的人怎樣搞一個expo，搞完expo之後可以怎樣延續？」二○二四年十月舉辦的香港演藝博覽是《藍圖》已開展的計劃，Juan的劇團亦有參與。但他形容參與經驗似「火警演習」，在藝博匯報自家製作後就沒有回音，事後主辦單位也沒有任何回饋。Juan說：「它好像很嚴格，要我們報名後篩走了許多，只得幾個藝團有資格去做，我們又經歷不到甚麼。我覺得它應該釋出善意，其實未必好大筆錢，我們（藝團）又不用花錢，讓多兩三倍（數量）的團去做。」一條褲製作亦有申請參與藝博，但不獲揀選；梁子峰並未申請參與，但他認為亦需檢討《藍圖》裏現已開展的計劃。
文藝產業，還是文藝生態？
Juan 認為文藝產業化是大勢所趨，「大勢所趨就是整個世界都在商業化、全球化，現在產業化的情況，我覺得是無得走。」若從好處來看，他預估產業化後，「我們（藝團）的底氣就會好一點，文化活動不會永遠都是『負資產』」；然而他亦擔憂產業化可能限制創作自由，他舉例「必須要符合這幾個標準，你才可以拿這個funding，場數或觀眾人數必須有某個數目才可以延續下去。」胡海輝亦見類似憂慮，「永遠最怕是你拿着一把尺，然後那把尺永遠會搬龍門，某些時候需要這把尺，你就拿出來跟我說，我好難做。」梁子峰也狐疑：「它（《藍圖》）出到來，他（藝術工作者）又要符合這個project本身的事， 究竟幾多資源能夠擺在藝術的探索上面呢？」
文化藝術難用數字衡量。胡海輝說：「從事藝術的人，我們不是想賺到多少錢。我們只希望有一個安全安心的環境，可以自由發揮我們的想像，當然我們做的事是合法的。但近一兩年的特殊環境，環境不斷提醒你有機會犯法，我覺得這樣很難令我們很安全安心地去做創作。你在新聞都見去年發生過不同禁演的事件，不會告訴你甚麼原因禁演，或者突然場地沒有了、突然臨尾才通知你要維修，都不說是創作，我們只希望不用虧錢、賠身家。」
《藍圖》之所以推出，是回應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國家定位。Juan表示從不抗拒劇團到內地演出，但絕不能是提拔藝團的優先標準，「文化、藝術和文學，都是講自己的事，講到自己這個城市的特色、我們這個世代經歷的事是怎樣，令到別人認識你，我覺得才是最大（文化）成就。」與此同時，他認為目前方向過於集中帶香港演藝作品到內地演出，忽略了一帶一路的伙伴國家，看起來只有「中」沒有「外」，「我不介意它有時候全年主題變了做中東、變了做中國， 做得好就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