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卍慈中學的小息鐘聲響起，一位男生便會第一時間跑到校內的小食部佔着頭位，可是，對着琳瑯滿目的食物餐單，他總是難以作出選擇，站在店前久久說不出話來，後排的人龍結果愈等愈長……
校長潘啟祥和老師看在眼裏，不曾想過高壓管制，只是很認真地商討和思考解決方法。「不如，每天安排幾位老師從旁協助？」「不如讓其他人幫這位學生買食物？」最後，他們決定採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案。他們製作了一個圖文並茂的餐單，讓學生可以指着食物落單。小食店前的人龍馬上變成”express line”，每個人排隊的時間都大幅減少。
「『學生為本』的概念，說了幾十年，其實，實行起來，就是這樣。」潘校長說，一個有特殊需要或邊緣的學生得到支援，結果所有同學都能受惠；換言之，照顧「個別」並不等同於忽略「整體」，看似「偏心」的舉措，其實同時建構了一個更公平的學習環境。他只是不得不慨嘆：「現有的教育制度，照顧不到弱勢的人。」
別人眼中的缺損 其實是一種才能
潘校長說，如果要界定男生的能力，傳統教學觀念會以「缺損模式」（Deficit Model）去評估說話能力不佳或者有讀寫障礙的學生，需要他們接受治療去「補救」，但是他自己會用「強項為本」（Strength based）的概念去看待一個人。「他的眼睛很銳利，一眼就能看遍餐單上的圖像，處理影像的能力（photographic memory）較強。」一年後，那男生的語言能力逐漸改善，願意與人溝通，這款為他而設的餐單幾乎派不上用場。
回憶起來，犯規的學生總是叫人難忘。有一個學生，中一進校以後，每天都犯校規：試過在椅子上用碎紙堆疊成金字塔；把書包擲向課室內的風扇只是因為「想看看書包會墜落到哪個方向」；在賽跑活動中朝同學的臉撒胡椒粉以「幫助同學提神」……一天，這個「胡鬧」而且令人摸不着頭腦的孩子，突然告訴潘校長：「我長大要製造火箭！」校長答：「好呀，你知在哪裏可以讀嗎？」孩子說：「不知道，但我想試試。」
那孩子是一個亞氏保加症學童，強項是數理邏輯，中文和英文相對較弱，潘校長用上一年時間，單對單教他作文，聰明的他慢慢掌握了語言上的邏輯，語文評分升了兩級，如今已在北京修讀航天科技，邁向實現當年「製造火箭」的理想。「這學生當年為何要向同學撒胡椒粉呢？他自己也不明白。有時，老師對學生的古怪行為，不要太快作出指控，不要貶損他們，讓他們自以為沒有價值，這會撲熄他們內心那團火。」
又有一位女生，她整天都在課堂上睡覺，只有在上學途中、小食時間和下課時間才會睡醒。有一次，全班要到實驗室上課，她不願意，滾在地上情緒失控；又有好幾次，她將自己反鎖在女廁內。老師試着了解她為何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百思不得其解，於是轉而琢磨她醒來時會做什麼。一次小息，老師看見女生走進一個小草叢，大感驚奇。「咦，你進去做什麼？」老師問。「原來學校有好漂亮的昆蟲和雀鳥，我好喜歡！」女生說。「不如你用木顏色把那些品種畫出來吧！」老師說。這位高智力的自閉女生，花上三個月精心繪畫她的作品。作品展示給全校老師同學欣賞，大家對她刮目相看。後來，一位退休女校長得知女生的故事，資助她下課後去學畫畫，女生知道機會難得，為免被罰留堂而錯過學畫，從此不再在課堂上睡覺。中學畢業後，她跑到台灣升學，修讀藝術系。
在他眼中，共融教學就是關注學生的需要（needs）。在學校的師生對話，往往出自一種體察和關心。「你寫字比較慢，考試時需要我們給你更多時間嗎？」「你不想這樣寫字，如果讓你透過電腦語音系統寫字，會否好一點？」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他覺得實踐着這種理念，本來就應該是教育過程中的正常運作。
公開試儼然金剛圈 尊重學習差異才能解脫
潘校長曾被借調到教育局擔任課程支援，又曾在教育局的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任職主管，協助學校調節教學內容和方法；這些經驗讓他看到，幾十年來，香港的教學方法沒有什麼重大改變（「最多是多用了PowerPoint」），「（傳統教學）往往把學生的能力narrow down（收窄）到只看到他們的表面行為，當學生學不懂，就歸咎那是學生問題，很少會反思—教授方法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他舉例，如學生有讀寫困難，教育工作者是否可以為此做一些框架以外的構想：課本文字密密麻麻，是否可改成電子書，將字體放大，甚至利用朗讀文字功能，讓坐不定的孩子，跑着步也可以聆聽課文？他表示，教學的創意，正是來自老師願意去接納、甚至積極發展一些他們本來以為教授不到的學生。「老師令知識更accessible（容易接觸），就不會因為知識表達的方法受到規限，而剝削了孩子學習知識的權利。」
潘校長說，不少老師想為教學鬆綁，卻認定眼前的金剛圈—公開試—規限了教學方法，於是無奈地按照公開試的題型、考核形式，再倒模複製成日常學習程序，例如當考試形式是選擇題時，老師就要求學生操練數以千計的選擇題。潘校長指出，其實同學只要明白選擇題背後隱含的知識，就很容易記住知識和懂得應用，到時看到試題自自然然便能解答。
「傳統的考核是one size fits all，要控制學生，在同一時段，學同一數量的知識，以同一速度去做，部分學生可以很成功，但有些學生，當他爬不到那兩步時，就會滑落谷底，甚至停止學習。」
過去十多年，這教育現象引伸的學習差異引起潘校長的關注，為了解決問題，他嘗試發展出一套適異教學法：課程分為「核心」、「延展」和「挑戰」等深淺類別，再配合不同程度教材，讓學生按自己個別需要選擇。舉例而言，一個課題，「核心」就是課本那幾頁、「挑戰」就是課本以外的網上教材，大家可以各適其適，自主學習，而且學生也能從學進表中看到整個教學藍圖。
健身室教育vs診療室教育
說起來，這套教學方法的背後，還有一個跟他個人信念有關的故事。
潘校長二十多年前是一名會考尖子，提早獲中大社會學系取錄，並取得獎學金完成課程。畢業後，他決定要到當時屬於Band 5的卍慈中學任教，他的教授有點驚訝：「為何去Band 5學校？主要工作不是教書，你教，他們也學不到。」可是，當時的他信念已很堅定，「我的興趣，不是要複製自己，教Band 1和Band 5，薪酬一樣，我為何不去接觸和我不同的人？我想知道他們的故事。」
一直教到二〇〇六年，這所學校面對「殺校潮」。潘校長內心翻騰：「為何有人願意花更多心力去教弱勢學生，但當學生不足時，這些人會被『開刀』？這並不公道！難道拆了一間醫病的醫院，多開一些給普通人用的健身室，整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健康？」
由於不甘心，當時潘校長遂自組校本支援小隊，讓八位老師擔任生命導師，開展一項教學研究，總結經驗後，各自為不同科目設計分層教材給全校共享。這項研究最終獲得校董會支持，繼續注資營辦學校，十幾年間，這種革新做法已成為學校行之有效的制度。整個做法的重點是：照顧個別差異，發掘孩子潛能。
「我相信，讓優秀老師去教相對弱勢的學生，社會才得以平衡，這是關乎公義的事。」潘校長不想low banding的學生只能得到一些不用心教學的老師，因為那只會造成一個教學無效的惡性循環。
潘校長說，照顧學習差異，其實是回歸老掉牙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那是香港教育幾十年來一直沒有做到的。」為何沒有做到？他解釋，這是源於教育界的篩選概念、排龍概念：上一代的人讀書，中一有六班，中四有四班，中六有兩班，金字塔制度，需要篩走學生，就要準確的排列名次，考頭一百六十名才能讀中四，第一百六十一名要去工廠打工。
「但是，到了今天，中一的四班一直垂直升到中六，這概念是否還有效？如果這樣排來排去（將學生按能力分班），像音樂椅一樣，是否真正在鼓勵學習？」於是，他決定挑戰這些根深柢固的概念，採取mixed ability的分班制，每一班都混合讀書能力高、中、低的學生，學生不被會標籤入「叻班」或「弱班」；學習差異，能讓學生學習多元和包容，好同學更可做role model。
潘校長說，去年的畢業生，其中有一個考入科大BBA，他的鄰座同學，則會到展亮接受職訓。這例子正好說明了，學習差異存在本身，沒有像一般人想像般拖低學生水平，讀書好的學生仍能考進要求最高的學系。他認為，只要分層教學做得清晰，就能做到因材施教。
教師分享時為何淚流披面？
為了實現因材施教，他們會設計多份不同程度的試卷，讓學生選擇，有信心的，會向難度挑戰，結果「肥佬」，學生也不會沮喪，「因為是自己揀的」。潘校長說，選擇是一種養分，學生會在選擇調節的過程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東西，健康地成長。當然，學校安排那麼多選擇時，難度很大，但它像一個百子櫃，可以「對症下藥」。
潘校長說，他曾問一個語言能力較弱的學生：「你選基礎題（程度最淺），不怕被人歧視？」他答：「乜會咩？」然後，潘校長又問一個讀書較佳的學生：「你會否揀容易的基礎題，讓自己更快完成功課？」他答：「不會，咁悶！」
對學生而言，自選程度，會讓學習更健康和愉快，其實，對老師來說，這也是一份艱難但寶貴的禮物。「沒有老師希望學生每天都要面對挫折，沒有老師希望給學生他們應付不來的功課，甚至被迫叫學生去補習。」潘校長說，這六、七年他在大學講授他的適異教學法，不時發現，雖然老師認同他的理念，但去到實踐階段，很多人只能無奈地說「我們做不到，制度做不到」。
他談到一個英文老師努力但得不到認同和支援的經歷。那位老師努力為弱班設計教材，結果成功帶動了全班的學習動機，但是一到考試，鄰班老師卻拋下一句：「我們的試卷不會遷就你那一班。」因為失去整體支援，弱班學生只能應考超出他們水平的考試。她的學生最後失望地問她：為什麼我們學懂了所有你教我們的英文，都會不及格？」
那老師一邊分享一邊淚流披臉。
「如果香港的教育，只能令願意努力因材施教的老師淚流披面，香港教育就沒有什麼希望可言了。我們必須為此做一點事。」潘校長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