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宣布，從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正式命名為「COVID -19」，並形容疫情是全球的「頭號公敵」。此前，組織在二〇一八年二月更新的『優先防治疾病藍圖』（Blueprint priority diseases）名單內，除伊波拉、寨卡及沙士等外，還加入第九種未知的病毒—「Disease X」（X疾病），警惕將有來歷不明，會導致全球大爆發的新病毒出現。
如今，「COVID-19」就成為第一個「Disease X」，「估不到它那麼快便出現。」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這次疫情爆發，他最初從媒體獲知武漢出現一種不明肺炎，及後看到李文亮醫生透露病毒與沙士相若的網上消息，便再沒有具體情況資料，直至內地當局關閉華南海鮮市場，「就知道（疫情）很嚴重。」
一月初，香港開始出現疑似確診個案，一些醫生專家呼籲市民戴口罩、勤洗手，許教授出席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組的會議亦愈見頻密；同時，身兼世衛顧問委員會成員的他亦不斷地跟外國專家進行電話會議，大家都渴望掌握更多資訊，以便來商定防疫策略。
許教授說，一月中，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醫生及食衞局副局長徐德義曾到訪武漢考察，「他們上去聽一聽數字，以及乘車子到海鮮市場外圍看一看，很多資料都不齊全。」至於世衛的電話會議，則沒有內地專家參與，於是，為了能獲得一手消息，唯一渠道就是向被調派到武漢協助疫情的北京同行查詢，「可是同行都很保密，直至他們投稿到《刺針》，我們才知道患者中有三成跟海鮮市場無關，而因為有丈夫傳染給沒到過海鮮市場的太太案例，所以確定病毒能人傳人。」
消息發布遲緩 疫情傳播迅猛
《刺針》文章在一月二十四日發表，武漢金銀潭醫院及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牀醫學研究中心的專家就首41名新型冠狀病毒患者進行分析研究。翌日，武漢宣布封城。「如果消息能早一點發布，武漢可能可以提早一周封城，這樣就能更好地控制疫情。」他說，封城前夕，武漢已經有五百多萬人離開當地，當中有四百七十多萬人在國內游走，亦有三十多萬人到了外國，病毒早在各地散播。
他解釋，醫學界講求「救急」，消息一有阻延，後果一發不可收拾。「前線醫生的觀察是最快和最直接的，今次內地有八位醫生被指散播謠言並要簽署訓誡書，若日後再發生事故，就再沒人敢上報或發放消息。」三月三日，許樹昌聯同十六位外國傳染病及公共衞生的專家，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上發表評論，悼念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提到「實驗室專家和前線醫生，可能是第一個觀察到異常病例或罕見臨牀表現的人，遇到這兩種情況都應立即報告‥‥‥快速、透明的溝通，是預防重大疫情並挽救許多生命的唯一方法。」
二〇〇三年，許教授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前線，接手大量沙士病人，他形容「威院是主戰場，硬仗由頭打到落尾」，對比今次疫情，他認為醫療科技進步不少，雖然在早期很難獲得疫情消息，但隨後內地亦很快找出病毒的基因排列，再交予世衛通知世界各地的實驗室，所以，今次香港能盡快針對性地進行快速測試，盡快將懷疑或確診個案隔離，同時將所有相關的緊密接觸者進行十四天檢疫。
治療方案 沙士經驗派上用場
這段時間，他亦進行了幾項研究，包括在二月二十八日聯同鍾南山教授等多位學者在《新英倫醫學雜誌》發表報告，分析了內地三十個省份超過1099個患者的臨牀特徵。這份報告，跟之前提及武漢金銀潭醫院在一月發表的41個病例分析有所不同，例如「41病例分析」的患者入院時31%沒有發燒，「1099病例分析」入院時沒發燒的比例則高達56.2%，反映隱形患者的比例更高。至於死亡率，前者的死亡率數據高達15%，後者數據為1.4%。「我們亦發現只有1.8%病例和接觸野味有關，可見疫情發展下來，人傳人的情況很厲害。」
這份報告，提醒了不能單靠發燒作為感染指標，許教授說，除了進行快速測試，亦要觀察病例其他症狀，如淋巴細胞和肺部情況，後者需要照X光片甚至做電腦掃描，確保不會走漏確診個案。每當有新個案入院，同事便會給他WhatsApp傳來肺片，請教他處理方法，「他們知道我經常到政府開會，怕我受感染再傳染其他人，不讓我走得很前，所以要我留在『司令部』。」
一般情況，他會建議一些用藥方法，主要使用愛滋病藥物蛋白酶抑制劑，加上干擾素和利巴韋林治的「雞尾酒療法」，「那是根據袁教授在沙士後進行的回顧性研究，可以減低插喉機會和死亡率。後來，中東呼吸綜合症出現，袁教授再發現蛋白酶抑制劑和干擾素，能有效減低動物感染病毒和肺部損害，所以，今次的『臨時方案』都是基於之前的經驗。」
他說，現時威院亦有四名確診者正試用美國研發的新藥「瑞德西韋」，若臨牀測試有效，藥物又獲註冊，相信日後有機會成為新型冠狀病毒治療的「主打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