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學者黃宇軒（Sampson），因為《懷疑人生就去散步》而廣為人熟悉。問他：「會吃宵夜嗎？」這個喜歡散步、也會夜行的人點點頭，然後補充：「但很久沒有吃了。」因為餐飲小店凋零的燭光，也因為疫情下暫停了許多的「酒精沙龍」。
突破時間、空間、種類或功能的宵夜
過去，他總常在夜歸時留意宵夜的選擇，又或是為「酒精沙龍」尋找下場好去處而在地圖上標註了許多深宵食堂的位置。那是一場始於二○一七年的聚會，每半月一次，參與者大多半生不熟，天馬行空地討論政治、文化、人生等話題。因場地所限，午夜便要散去，大家總是意猶未盡，便要尋覓深宵落腳處，「串燒店（例如是串串車、許願樹）就是常常流連的地方，開到三、四點。一行廿幾人，一開枱坐就坐滿幾個舖位的門口。」
一日三餐對於都市人而言，難免自帶功能性。早餐或許是為了向人體灌輸精神與體力。午餐大多時要與同事共享，功利者會視為聯繫感情、套近況、收集辦公室情報的時刻。至於晚餐則離不開各種各樣的聚餐，與家人、與朋友、或與情人。乃至宵夜，終於是可有可無的，你大可選擇直接倒頭便睡，卻可以自由享用這段與功能或儀式都無關、不設規範與定規的一種時刻。
有人認為，晚餐過後、介乎於十一點後至清晨六點前的就是宵夜，橫跨七小時的時間線一點也不短。從街頭上依然光亮的小店中，隱含着此時此刻人們的飲食取向，粥麵店主要為深宵工作者服務，有制服部隊的人士、有停靠路邊的司機，也不乏剛加班收工的白領。有食自然有飲，緊靠宵夜店的總有便利店或辦館，中匯街食店林立的夜宵境況可見一斑。至於Sampson提到的串燒小食店，則是深旺一帶廣為常見的，轉幾條街就有一間，地鐵站門外更定必有龍津美食等連鎖店的蹤影。除了為飽腹的，「這時間尋找食物的人，就是為相聚而來。若非打冷，就是串燒。不必太飽肚，主要是為了吊胃口、聊聊天」。
放任與繃緊中 尋找夜間社交
在許多城市，人們總是要專程駕駛至某個早已知道的地點，才可通宵時分有處容身，但也可能只局限於室內。在香港，幾個街口、腳程之內便可尋得燈火通明之地、覓得落腳處，可算是一種安慰。除了唱K、酒吧等娛樂場所，飲食往往就是一種相聚的媒介，促成廣見於街頭上的宵夜文化，潛藏着專屬於夜間的Night sociality。喜歡夜間活動的人，會通過宵夜而相聚。在星空下聚首聊天，有一種莫名的浪漫與靈性，宜沉思、思索，直探心靈深處。摺枱與膠椅散落街頭（疫情之時深旺區幾近消失，但仍可廣見於元朗大街），是一片本地獨特的餐飲光景。
Sampson形容：「人總是很享受有露天進食的彈性，但日間的規條總是太rigid（僵硬）才無法實行。」及至夜裏，城市歸於沉靜，行人道不再見急促的步伐，人們在彈性與禁忌之下，重新運用「街道」這一片空曠而公共之地。而那一份平衡，恰好是建基於有禮自控與互相尊重，「所謂公共空間或公共性，其實也來自大家在享用空間時的共識。在規條放鬆之時，亦要有自身的規範，別做壞規矩。」
似在消散中的宵夜
正因為宵夜可有亦可無，是興旺或低迷總是與經濟狀況有直接關係，經濟好時自然容許更多的消費及閒適。此外，食店的營業時間亦與城市發展有間接關係。午夜在深水埗、大角咀散步，老區之內依然提供餐飲的小型食店明顯更多，乃至利奧坊一帶，街道、大廈更為工整而有規劃，收納於商場內的餐廳往往較早結束營業。
當宵夜是如此講求彈性的一件事，愈有規劃，愈少彈性，對宵夜文化無疑是一種阻力。城市規劃未必直接導向宵夜存亡，卻是隱隱中的一項進程，漸變式的、潛移默化地改變城市的面貌及生態，如Sampson所言：「看宵夜文化，其實同時也在看城市的潔淨化或高檔化如何慢性推倒宵夜。」
深宵中的一點光 有光的地方就有人
後記：我們走在街頭上
深宵的街頭，散漫着昏黃的燈光。有提着一兩袋「老麥」的少年，有踢着拖鞋買串燒買啤酒的來客⋯⋯還有在路邊擺攤賣豬頭骨與夜冷的婦人，暗角處賣一湯一糖水的老婆婆。在深宵裏吃宵夜，正經地吃，舒坦地吃，細味那一口惹味鹹香，也慢味當中的人文風情。在日漸消散的宵夜文化中，捉緊最後一點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