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會議《港區國安法》通過的翌日，拜訪了一家位於新蒲崗商廈高層的獨立英文書店：Bleak House Books（清明堂）。推開書店的玻璃門，就看見一對父子安坐在一張圓枱前，低頭對着書。男孩在讀書，是本關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圖文書。父親則揭開一本又一本書的扉頁，在角落輕輕地用鉛筆標上價錢。不難猜，男孩的父親就是這家書店的店主溫敬豪（Albert Wan）。父子長得像餅印，同樣架着眼鏡，斯斯文文，靦靦腆腆。
跟Albert打個招呼，他便着兒子坐到附近的豆袋梳化，然後，在寧靜的書店裏，相信像當其時城內的普羅大眾，我們自自然然談到了國安法，繼而了解到他的個人故事，以及他對獨立書店在這時代下的期許。他約三年前來港定居，正好遇上了香港的歷史轉捩點，見證着這座城市的衰頹。過去一年的種種事態，讓他早有心理準備，低處未算低，但他少不免還是會擔憂國安法下獨立書店的前景：「（屆時）能否將我們想上架的書放上架？籌備我們想辦的活動？說我們想說的話？這些事現在好似已經under a cloud（受到懷疑），而你也不知有誰在監視着你。這就是他們的目的，不是嗎？」逐句逐句，Albert沉聲道出了作為獨立書店經營者在這時代的焦慮。
香港移民第二代
和Albert傾談，主要是以英語進行。他能操流利廣東話，日常溝通不是問題，但要做訪問，還是以他的母語進行更加便利思考表達。
Albert懂得說廣東話，是因為父母是香港人。父母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移民美國，並落地生根，在七九年誕下Albert。四十年人生，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讀書、工作、結婚、生子。雖然間中會訪港探親，可是他自感從未掌握過香港的全貌（whole picture）。一如許多外國人，Albert多是透過無線劇集、港產片認識香港，但他知道，「人不可能單靠看電影而完全掌握城市的形象和感覺。你需要置身其中，在地生活，融為一體，方能真正明白這裏（香港）發生什麼事。」就像Albert跟身在美國的父母對香港現況總是意見不合，因而關係緊張一樣。
法律上，Albert是個「美國人」，他也的確是在美國土生土長，但其上一輩原居地的文化背景，總會如影隨形，難以擺脫得掉。「作為一個來自移民家庭的華人，在美國成長，我也必須面對『這裏是否我的家』的問題。」
作為「二代移民」（second generation），Albert感受尤深的是，美國雖有「移民國家」之名，但內部種族權力分野依然，融入艱難。以他父母為例，移民已近半世紀，仍未能完全融入。在他們的教養下長大的Albert，無可避免也會繼承了許多華人的文化價值觀，這讓他在美國有與他人「不同」的自覺性，更或多或少左右過他的人生路向。
從金融業到人權律師
來港前，Albert在美國是一名律師。他坦言，從小到大從沒立志要當律師，「就正如你生命中所做的大多事，你為了不同的理由而做，而這些理由不總屬於你的。」
大學時期的Albert，本來想主修英語，個人讀得投入，成績更是不錯，然而他最終卻轉了校，平平庸庸地讀了個金融學士學位。其中的轉折，是受到父母的壓力。「我的父母明顯像很多『一代移民』（first generation），望子成龍，及有份安穩實際的專業工作……金融當然是其中一種。」回首過往的事業發展和心路歷程，他語速慢了下來，好幾次欲言又止。
金融專業是滿足了父母的期望，但滿足不到他的心靈需要。在金融業待了不久，他就毅然辭了工，投考法學院。「我非常享受法學院，我沒有後悔。對我而言，從事法律更有滿足感。」Albert執業期間，專業是刑事辯護和民權訴訟案件，其中不少與警察暴力有關，和訪問其時轟動全美的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George Floyd死亡事件性質類近，「但你也能在香港目睹這種事情（警暴），不是嗎？」
專做這類型案件，Albert欣然接受自己不會大富大貴，但比起物質，更可貴是，「我從中獲益良多，我覺得作為一個人，我成長了。」他以律師身份，進入了他人的生命，也經驗了他人的痛苦。「（執業）那六、七年頗為難忘，改變了我的觀點……會覺得體制好似從未真正改變過。」二〇一二年，二十個孩童加上幾個教職員遇害的Sandy Hook校園槍擊案，打擊了Albert對美國社會的信心，「事後什麼都沒有改變，那最教人沮喪。」
育有一子一女的Albert，和妻子Jenny都深感美國不是一個可以安全生活及撫養孩子的地方，萌生去意。二〇一六年，身為歷史學者的Jenny取得了香港科技大學教席，而Albert與香港又有相干聯繫，兩人便爽快決定舉家移居香港。當然，香港這幾年的變化，是他們始料不及的。坐在不遠處、在專心閱讀的兒子Charlie，不知有沒有偷偷聽到父母的用心良苦。
面向社區的獨立書店
Jenny來港繼續她的研究教學，Albert則告別了律師生涯，轉行開書店。起初，身邊人都不看好他開書店的主意。朋友會驚訝，在「銅鑼灣書店事件」後，為何還敢在香港經營獨立書店？傳統保守的父母，會質疑他沒有考慮家庭利益。其實Albert只想隨心而行，但做事經常不得家人支持，例如「我不是為了惹惱父母才娶一個西方人為妻，但很多我所做的事最終卻導致了這個結果。」他苦笑。
Albert喜歡讀書，收藏書，也常逛書店，但自己開辦一間書店，也不是像旁人想像般是夢想實現，「這只是一件我認為可以讓我參與到社區的事，而且又可以做點不同的東西。」一開始，他和妻子書量不多，只定期在市集擺檔、架設網店，觀察香港有沒有獨立英文書店的需求。試過水溫，有相當信心，便物色舖位。二〇一八年一月，Bleak House Books實體店正式開業。
在社交媒體上，Bleak House Books自豪地標榜書店是「100%獨立」。Albert認為，獨立就是與眾不同，每間獨立書店都有獨特的定位，賣不同的書，辦不同的活動。透過書和活動，「獨立書店在社區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是促進對話的場所，也是人們像朋友般相遇相識的地方。」他浪漫地形容，踏入獨立書店，「如同通往了另一個世界，滿是不同人的意見和故事的世界。」
Bleak House Books開業兩年半間，有意識地實踐獨立書店包納多元聲音、促進意見交流的使命。選書上，在主打的英文二手或舊書舊漫畫之外，也出售一些參與社會討論的英文新書或藝術家創作。這裏亦不時會變為座談會場地，請嘉賓探討八九六四、記者中立等議題。Albert也常在報紙專欄及書店社交媒體上撰文回應時局，積極發聲，「作為一間書店，我們對這裏發生的事採取了明確的立場。有時我希望我沒有這樣做，又或不必這樣做。但我曾經作為律師，從事過相關事務，很難就此退縮。」
展露人的韌性
兩年半來，Bleak House Books的名字慢慢在本地書迷之間傳開，吸引眾多客人特地到新蒲崗來拜訪，順道也來捐書、讀書、買書。
隨着書店在新蒲崗扎根，Albert也逐漸適應香港的生活，視香港為家，與香港同喜同悲。「香港是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我們的小孩也在這裏上學讀書，除了這裏，我沒有另一處可以稱之為『家』。」但即使Albert生活和一般香港人無異，愛到茶餐廳飽腹，獨沽一味「星州炒米加辣」，但他依然會在意他人會因其背景而產生的批評和印象。
也許，最令Albert自在，有「家」的感覺的，不是美國，也不是香港，而是自己一手一腳創立的書店。Bleak House Books店內盡是Albert的身影。店名顯然受英國作家狄更斯諷刺僵化司法體制的小說《Bleak House》啟發，算是透露了Albert的專業背景。而在店內，如果是Albert看舖，他播的都是他喜歡的八、九十年代美國搖滾樂隊Pearl Jam、Stone Temple Pilots的舊歌；各個書架上，他都能找到不同時期讀過的書籍和漫畫，從George Orwell到《Peanuts》，從法律著作再到《Spider Man》；書架之間，偶爾貼上了Albert的訪問和專欄文章。這是屬於他的空間，也是子女的圖書館，「這是自己的書店，回到這裏就像回家一樣。」
但正當Albert這個「家」穩步發展，香港被捲入歷史巨浪裏，不知何去何從，他因此也沒自信肯定，五年後書店仍在。「誰知會發生什麼事？租金是一回事，但我們會否因賣錯書而被迫結業？又或者因請錯嘉賓參加活動？但當你需要因這些事而恐懼，你的書店又會是什麼模樣？」
心內盡是疑問，Albert長嘆一聲，又說，不能輕言放棄。就像他去年九月的專欄文章，以《Resilience》（韌性）為題指出：在政府放棄人民和社會的時候，人民更應如常生活。像Albert，繼續做好自己的分內事，每天將新書編入目錄，清潔他人捐來的舊書，打理社交媒體，「每天可以起牀、上班、做自己的事，盡量不要讓體制改變你的生活方式、對未來的展望，也是一種表態。」
「重要的是，不要展露恐懼，又或失敗者的姿態，即使心內是這樣覺得都好。」這是任何人都可做到的事，Albert說。
PROFILE
溫敬豪，Albert Wan，一九七九年生於美國，父母是香港人。二〇一六年底移居香港。在美曾任人權律師，一八年初在新蒲崗開辦英文獨立書店Bleak House Books（清明堂）。在《明報》有《Coming Up for Air》英文專欄，定期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