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實驗】街坊偕運輸署工程師設計 試行駝背長者專用紅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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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驗】街坊偕運輸署工程師設計 試行駝背長者專用紅綠燈 

31.01.2019
劉玉梅、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有否想過欄柵可以加設電極棒遊戲?(創不同協作提供)

假若要為社區來點小改動,你想加設地面交通燈便利駝背老人過馬路,在行人路上畫跳飛機讓「繁忙兒童」邊走邊玩,還是把圖書館書架改成書店的展示模樣吸引讀者?這些不是空想,都是MaD創不同協作”Social Lab”(社會創新實驗室)成員的好點子,他們集合街坊和專業人士落區觀察,檢視城市「痛點」,設計出一服服「良方」。

為了令低頭族與長者小心過馬路,行多步實驗室 成員設計了地面LED交通燈,四位運輸署的工程 師也參與了該次實驗。(創不同協作提供)
為了令低頭族與長者小心過馬路,行多步實驗室成員設計了地面LED交通燈,四位運輸署的工程師也參與了該次實驗。(創不同協作提供)

低成本實驗 改善道路安全

社會實驗聽來有點抽象,主持人兼MaD創辦人黃英琦(Ada)曾參與多個國際研討會,反問既然科技、醫療創新都有實驗室,容許嘗試與失敗,為何社會創新沒有實驗室?設立Social Lab的用意就是讓市民做社區實驗,政府前線公務員參與,由下而上地推動改變。之前他們就曾舉行「行多步實驗室」,「行多步」的本意是提高城市通達性,由於舊區空氣污染,但很多基層市民經常在街上營生,改善行人健康和安全是首要目的。

社工蘇泳霖(Ryan)與同事徐葉駿(Douglas)都是「行多步實驗室」成員,主責深水埗扶貧、老人及青少年工作,二人最初得知MaD有意在該區推動「行多步實驗室」時,覺得與自己的工作相關,儘管明知要花數月公餘時間,他們還是參與。實驗室最初想針對西九龍中心外的十字路口,那兒經常有人亂過馬路,險象環生。Douglas說:「可否把馬路變成打斜行,好似澳洲的馬路設有交叉形馬路,一停四邊紅綠燈一起停。」可是涉及的交通改動太多,警方和運輸署勸他們別做,唯有先擱置。

(左起)徐葉駿、蘇泳霖同是社工,參與「行多步實驗室」改善深水埗道路設計,潘子軒(右一)則研究如何提升公共圖書館借閱率。
(左起)徐葉駿、蘇泳霖同是社工,參與「行多步實驗室」改善深水埗道路設計,潘子軒(右一)則研究如何提升公共圖書館借閱率。

除了思考緊急程度,捨難取易也是法門之一,小組成員觀察發現,深水埗有不少推紙皮的佝僂老人,駝着背要抬頭看交通燈已不容易,不如把紅綠燈「延伸」至行人路,在地上鋪設一條LED紅綠燈光管,無論是老人家還是盯着手機看的低頭族,也能留意到交通信號。「實驗是手動的,組員一整天坐在馬路側,一見交通燈亮便按掣轉地面路燈。」如此人肉操作,Ryan想起也覺好笑,不過實驗就是要低成本才易行。

小朋友沒有地方玩,亦沒有時間玩耍,把行人路的欄柵改裝成「過三關」遊戲,上補習班前就可先玩一舖!
小朋友沒有地方玩,亦沒有時間玩耍,把行人路的欄柵改裝成「過三關」遊戲,上補習班前就可先玩一舖!(創不同協作提供)

另一個設計則專為「繁忙兒童」而設,他們在行人路上用粉筆畫上足足一條街長的跳飛機圖案,又試過在欄杆裝上「電極棒」,讓小朋友「邊行邊玩」,「街訪時,不少家長說孩子沒地方玩耍,小朋友又說即使玩,也『只能快玩!因為要趕住去補習!』」聽來有點可悲,設計倒是切合孩子需要。

「行多步實驗室」除了有社工、街坊,還有四位路政署年輕工程師參與,他們不但落手落腳,也監察實驗是否合乎運輸條例,「以往街坊來找社工,多數問我們申請津助事宜、談家庭關係,但在實驗時,他們會與工程師談很多設計上的事,街坊充權這過程很重要,他們可以參與社區事務,不只是受助者,與專業人士關係平等。」Ryan說,而且公務員還會把意見帶入政府,不再流於空談,令建議日後有機會實現。

有否想過欄柵可以加設電極棒遊戲?(創不同協作提供)
有否想過欄柵可以加設電極棒遊戲?(創不同協作提供)
行多步實驗室成員進行街訪後,提出邊行邊玩概念,把街角變成放大版的大富翁棋盤。(創不同協作提供)
行多步實驗室成員進行街訪後,提出邊行邊玩概念,把街角變成放大版的大富翁棋盤。(創不同協作提供)

圖書館實驗 推動康民署改變

除了想令行人路更通達,Social Lab另一支隊伍主力研究提升公共圖書館借閱率,「圖書館實驗室」成員潘子軒採集用家回應,從細節改變圖書館氣氛。以往館內書架只能看見書脊,難以吸引人翻閱,小組參考大型書店的陳列方式,設計一個面向四面的書架,圖書封面一目了然,並按主題分類推薦書本,針對小朋友、手作人等不同類型讀者。此外,圖書館館藏八成是中文書,兩成是英文書,區內南亞居民反映沒有書適合他們看,初時康文署指沒有職員懂烏都語,所以不懂選書,Ada透露,經過一連串實驗後,署方亦有意考慮照顧少數族裔讀者需要。

Ada強調實驗室旨在由民間推動政策,「起初我與幾位相熟的政府朋友商討,我說,『錢不用你們出,我帶年輕人來做些社會實驗,實驗失敗便算,成功的就可納入新政策,贏就歸你,輸就歸我們。』他們覺得有得諗,但他們必須派些前線公務員親身參與,讓前線人員發現是可行的,減少恐懼。」

實驗室成員曾在圖書館設立主題書架,封面一覽無 遺,吸引讀者借閱。(創不同協作提供)
實驗室成員曾在圖書館設立主題書架,封面一覽無遺,吸引讀者借閱。(創不同協作提供)

民間倡議 後繼有人

究竟Social Lab是否只能停留在實驗階段,真正能落實的有幾多? Ada舉例2017年「公園實驗室」成員與康文署公園管理員合作,在荔枝角公園嘗試劃分部分空間讓寵物進入,怕狗的市民不受滋擾,「公園管理員最怕收到投訴,難得當日收到不少市民正評。」去年底,康文署便宣布將元朗宏業南街休憩公園等六個現有公園改為「寵物共享公園」,試行人寵共融。

黃英琦認為政府政策常備受批評,往往因為缺乏公眾參與,Social Lab則能為社區政策做實驗試水溫。
黃英琦認為政府政策常備受批評,往往因為缺乏公眾參與,Social Lab則能為社區政策做實驗試水溫。

各實驗室成員表示完成長達兩個多月的活動後,好似開了天眼,不但提升了對社區的敏感度,更認識到其他區的有心人,例如「行多步實驗室」成員Ryan即將與其他非牟利組織合作,在九龍城、中環太子臺等私人街道試行「邊行邊玩」設計,讓別區居民享受實驗成果。

Ada說:「政府一提到創意城市就談經濟、GDP,我覺得不是,如果人們有想法,都可以貢獻社區。」如果社區不是處處被規劃,我們也有份參與設計,相信會更貼近需要。

劉玉梅、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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